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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被消除兵权后，尽管受到外界的讥评、嘲笑与责骂，却获得了全体湘军官兵对他的同情与爱戴，使他在湘军中的威望空前提高。此时，曾国藩人虽在湘乡，然而所部将领与他书札仍往返不绝。可以说，除曾国藩外，别人指挥湘军是难以得心应手的。如1857年春，督办江西军务的福兴到瑞州军营视师，湘军诸将待以客帅之礼。因此，福兴回到南昌后，上奏请征兵，并说“勇丁不可用”。可见“曾家军”———湘军，非一般督抚、将军所能驾驭指挥的，这些都为后来曾国藩的复出及成功奠定了基础，也使得清政府再不敢小视曾国藩，而视其为重臣。
不苟言笑者最威风
俗话说：“有权则威”，做领导的人应怎样才能有威呢？一般来说，严肃产生威风。人一当官，不苟言笑，满脸的肃杀之气，动不动吹胡子瞪眼睛，骂人训斥人，人们就害怕他。这种领导，一上任烧三把火就容易有威。如果这种办法还镇不下来，那就要付诸行动了。这就是“杀鸡给猴看”，杀一儆百，威风就上来了。
三国时东吴的黄盖曾经做过石城县县官。石城县的下属官吏们特别难指挥。黄盖就安排两个人当主管，分别管理各部门事务，并告诉他们说：“我是个只靠打仗立功才当官的，不是以文官身份擅长管理出名。现在外来侵犯的敌人还没打败，我负有领兵打仗的繁重军务，县里一切公文案卷委托给你两人。你们应当管理好各部门，纠正和处分犯错误的人。你们各负其责，遇事就按我交代的办，如果你们刁奸欺骗，我决不用鞭子抽打你们，而要从严处置。希望你们都尽心尽力，做好工作，不要在众人之先受处分。”
话说得这么严厉，两人听了，起初都感到害怕，起早睡晚勤勤恳恳地办公事。时间长了，两主管认为黄盖根本不看公文案卷，就慢慢营私舞弊起来，对下面也放任自流。
这时黄盖也察觉到了，他抓住了几件两位主管都不奉公守法之事，把全县所属的官吏们请来，先给大家办酒席吃喝，正当大家吃到兴头上，黄盖把两位主管叫来，提出一件一件违法徇私的事来问他们。两人张嘴结舌，说不出话来，磕头请罪。
黄盖说：“前些时，我已经严肃地告诉你们，决不会用鞭子抽打你们了，这不是说假话骗你们。”
于是就把两人的头砍了。这事震惊了全县，下属官吏们吓得浑身打颤。
黄盖这一杀，威严就上来了。
杀人以树威的方法，在古代曾被人们反复使用。像诸葛亮杀马谡，曹操杀杨修，都是为了杀人以树立自己的威风。用这种方法对付那些听不进劝告的下属，可以从根本上打掉他们的威风，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将帅的威仪很重要
清末时，曾国藩统兵打仗，他认为将帅的威仪十分重要，因为军中的威信就是靠它而建立的。曾国藩立威信之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威仪，曾国藩十分注重自己统帅的形象，平时衣冠整齐，举止严肃，威严而不刚暴，庄重而又不死板，有凛然不可侵犯之正气，又有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如此下属无不从内心仰服；二是军令，威仪多用来对待自觉的士兵，而军令则用以约束散漫的兵勇。两者相得益彰，是治军的重要内容。
古时候，以威治军是训练军士勇敢作战的一个重要手段。
为了树立军威，曾国藩效仿穰苴，在湘军建军之初，为培植严肃的军纪，曾国藩忍痛杀了违背军令的将领金松龄，在自己人的头上，毅然动了第一刀。此事在湘军中引起极其强烈的震动，也为早期湘军军纪的维护起了重要作用。
后来，曾国藩攻克南京后奉旨来裁军时，各军头领均强烈反对，曾国藩将各种阻挡裁军的因素一一作了分析，认为各军提出的无银子补足欠饷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因素在于各级将官情绪上的抵触，是他们本身不愿意撤。撤了，他们既失去了权柄，也失去了继续发财的机会。曾国藩仔细分析后认为，对于这批头脑简单的武夫，道理讲得再多都是空的，起作用的只能是严肃军令。
他认为不杀个把高级将领，裁军便会推行不下去，他要临机取决，最后他决定杀驻守在庐州府、至今尚未来禀报的正字营统领韦俊以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曾国藩的这一绝招果然有用。从那天开始，吉字营、老湘营、果字营、霆字营以及长江水师、淮扬水师、宁国水师、太湖水师的将官们，都不敢公开反对裁军了，各军营开始制定分批裁撤的具体部署。最终顺利实施了整个裁军计划。立威之术确实立竿见影。
以毒攻毒———统御术
中国古代著名的本草书上说，对于剧毒的药物可以用同样剧毒的药物来制约它。这句话同样适合领导的艺术。在社会的动乱时期，我们只有采取以毒攻毒的方法才能够对付那些钻空子、耍阴谋的小人。所谓黑脸统御术，就是以黑脸之法面对一切不正之术，使之无处藏身。
任用天下英才才能成功
三国时期，曹操攻占冀州后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冀州是袁绍的老巢。汉末黄巾起义，天下分崩，其时袁绍作为中原地区最大势力的军阀，执掌了联军首领的牛耳。曾几何时，袁绍官渡兵败，郁闷病死。冀州被曹军占领。曹操攻下冀城，来往袁墓设祭，且“再拜而哭甚哀”。他对众官说，当年和袁绍起兵，袁绍问他，“如果不成功，将依赖什么过活？”曹操说，“你的意思如何呢？”袁绍说，“我将南据黄河、北守燕、代之州，兼拥有沙漠腹地，南向以争天下。”曹操便答了上面的话。袁、曹各依地域、经济、军力和智力进行较量，而终将曹操胜了袁绍，掌握了北方。
袁绍拥有幅员广阔的地盘和实力雄厚的军队，也拥有像田丰、沮授、陈琳、审配等杰出的文士。袁绍却只知“据河阻燕”，看重自己的实力，不把那些无价之宝的谋士放在心上。他还鸡肠小肚，容不得别人胜过自己，把田丰、沮授都杀了，曹操与他相反，懂得谋臣的价值，杨修投靠他时，他跣脚相迎，审配、陈琳被抓到时他仍劝降，表现了爱才惜才的一片真心。只是审配决意死节，才斩而厚葬。陈琳被刀斧手捉至，曹操说：“你为袁绍拟檄，数落我的恶行，是可以的，可为什么要侮辱我祖、我父呢？”陈琳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左右都劝曹操杀了他，曹操怜其才，不但予以赦免，还给了从事的官给陈琳做。
曹操广纳天下名贤，“御智以取天下”，是十分英明的一项决策。君王有什么能耐呢？刘邦说过，他用兵不如韩信，谋算不如张良，治国不如萧何，但他能用他们之所长，而终成为君主。曹操的话与汉高祖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他比袁绍高明，“御智”比“据地”显示了优势。
今之做领导的，不知听了曹孟德此话有何感想？倘只想学他的权术、奸诈，而不学他的容人、爱才和用才，则是大错特错了。有些领导为维护自己的名誉，故作高深，不许别人说一句话。开会、决策，全听他一个人的。他这是有“智力”而不“御”，又焉能作曹操的一番宏业呢？有些领导好发宏论，卖弄学识，而实际只是空论，无一可实行的。这种人说穿了，是既要做刘备，又要做诸葛亮。
权力必须以实力做后盾
自古以来，依靠自己力量建立起国家的君王，在面临反对力量的反扑时，仍不致遭到太大的困难；但那些靠别人力量登上宝座的君王，在强大反对力量的威胁下，常会陷入严重困境。也就是说，拥有足够实力的君王，容易获得成功；缺乏实力支持的君王，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摩西、居鲁士、罗姆鲁斯，如果不能掌握足够的武力，他们所拟定的法律，仍很难获得民众长期的遵守。缺乏武力作后盾的君王，希求民众相信他讲的话已很不容易，更不用说要维持民众对他长期的信任了。克服这种危机的惟一方法，便是创建实力；有了足够的实力，才能获得大多数人的尊敬，使反对势力逐渐消灭，从而达到永久繁荣的功业。
《韩非子》中也特别提到：“只懂得用道德来治国的君王，势必会被武力消灭。一般的人民，都会屈服在君王的威势下。因此，只会讲道德的君王，是不容易获得人民服从的。”日本经营管理专家井上隼之助也警告经营者：“只讲究人格清高的经营者，很难不遭到危机。”
优秀的君王，大多也拥有优势的武力。唐太宗武功盖世，创造出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贞观之治；清朝最有力的君王康熙、雍正、乾隆，也是清朝最承平的治世之君；即使以消极政治闻名的汉朝文景之治，如果没有强劲的武力作靠山，要维持长治久安也是不太可能的。汉朝末世皇帝献帝，后唐的李后主，隋朝的陈后主，明朝的惠帝，清朝的光绪帝，个人的才华与操守都不错，而且也很有心把政治搞好，但仍不免于身败国亡的命运，最主要的原因便在于完全无法掌握最起码的武力。
只凭他人的武力庇护，或利用一时幸运，而未曾经历过劳苦磨练的君王，要想长久维护自己的王位是很困难的。这类君王根本不知如何用自己的力量寻求自保，等到所依仗的外力或运气消失后，他的基础就摇摆不稳了。
要有效弥合这个缺漏，就非尽快进行补强不可。只是如果时机已失，回头赶紧进行补强工作，就好像一幢地基没打好的大型建筑，等到发现建筑有问题时，才赶紧设法补足基础工事，那就非得有特殊的优秀能力不可了。历史上重大的变法几乎很少成功，正是这种教训的最好说明。
商鞅变法的成功，主要由于在秦穆公时已经建立了相当坚强的基础。王莽变法、王安石变法、清末的戊戌变法却都难免于流产，甚至血溅宫墙，主要在于政治形势早已趋向衰微，这时候的任何努力，都很难做到力挽狂澜。
反败为胜讲起来很振奋人心，但真正能作得成功的并不多见，而且，当事者所须付出的代价，也是许多局外人难以想像的。所以，万事慎于始。一个真正成功的经营者绝不可依赖投机上的幸运，而应该以硬碰硬的努力工作去为自己建立巩固的基础，在时机到来时，才能真正得到幸运的成功。
单只有仁政，是很难支配指挥他人的。我们常说“心有余而力不足”，便是描写这种情况。因此，任何伟大的功业，要让别人也激起奋发向上的努力斗志，最起码，领导者必须有足够的让人信任的实力。也只有在坚实的地基上，才能建筑坚实的房子，而不至于在短时间内遭到崩溃的命运。
用人就应坚信不疑
疑人不用，用之不疑，就是给人以充分的信任，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让他独立地发挥才干，即委之以事，就要有放手让权的气魄。
战国时期魏国的国君派大臣乐羊率军去攻打中山国。因为中山国国君的重臣乐舒恰是乐羊的儿子，所以朝廷中私论颇多，认为乐羊虽会打仗，但这次可不会全心全意为国尽忠了。乐羊在抵中山国后，决定用围而不战的战术攻城，所以一连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