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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红的心脏被利刃剜出，祭奠于恩铭的灵前。这种野蛮时代的祭奠方式，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二十世纪的中国。
徐锡麟行刺恩铭的案件，拉开了改朝换代血淋淋的大幕。这件事很快哄传天下，光复会这个组织一夜成名。故事并未结束，因为徐锡麟的弟弟被捕后，供出了徐锡麟浙江的另一位同党，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
秋瑾，浙江山阴人（今绍兴），自号鉴湖女侠，生于1875年，与正在统军南下镇压革命的龙谦同庚。她幼年随兄长在家塾读书，好文史，能诗词，十五岁时跟表兄学会了骑马击剑。
秋瑾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跟随在湖南做官的父亲离开故乡绍兴，她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便结束了，根据父母的安排，秋瑾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与湘潭富家子弟王廷均结婚。王廷均的父亲是曾国藩的表兄弟，曾当过曾府的账房。
按照当时的风俗，秋瑾出嫁的年龄显然已经超龄了，这似乎反映出秋瑾的性格。如果不是后来丈夫的出仕，秋瑾或许就会做一个跟当时绝大多数女人一样的人生，侍奉公婆，养育子女，籍籍无名地度过平凡的一生，连个名字都不会留下。但丈夫出钱买官了，那是清代另一条做官之路，纳资捐官是恶政之一，谁也明白，花钱买官的人一旦当上了官会发生什么事，但朝廷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缓解财政的主要途径之一。自道光年间起，清朝的财政随着对外战事的一再失利便彻底地恶化了。其实自诩为中央帝国的中华历代政权，战争都是让朝廷破产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战争可以挣钱。可以发财。打胜了，会显示中央帝国的宽宏大度，至多惩戒下敌国的酋首，不会要求对方做经济上的赔偿——那不是天朝上国应有的气度，打败就更不用说了。这是奇妙的祖宗家法，无论信奉什么主义，执掌天朝上国权柄的大人物如同一个师傅教出的徒弟，对外或赔偿。或援助，或赦免，就是不去考虑本国的子民利益。
1900年，因丈夫纳资出任户部主事，秋瑾随丈夫赴京。这段经历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秋瑾在北京结识了丈夫同事的夫人吴芝英，她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总教习吴汝纶的女儿，多才多艺，书法惊艳京城。秋瑾在吴芝英的帮助下进入了京师社交圈，结识了京师大学堂日本教习的妻子服部繁子及众多的社会名流。眼界既开。思想也变得激进起来。
一个才华横溢，性格刚烈的妻子让一个无甚学识，性格懦弱的丈夫无所适从。秋瑾曾这样形容自己的丈夫。“无信义。无情义，嫖赌，虚言，损人利已，凌辱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开了眼界接触了世界的妻子这样描述自己的丈夫，可见王廷均在妻子的眼中形象算是彻底毁了。
1904年6月，二十九岁的秋瑾东渡日本留学。同年秋，秋瑾在日本创办白话报，倡导妇女解放。提倡男女平等。结识在日本的同乡周树人、陶成章等。次年春回国筹措学费，在绍兴结识徐锡麟。经徐介绍加入光复会。当年8月，再次东渡日本，在东京青山实践女校学习，9月，在黄兴寓所结识孙中山。经冯自由介绍加入同盟会。被推举为评议部评议员兼同盟会浙江主盟人。
年底回国，曾在湖南南浔镇浔溪女校短暂任教。两个月后辞职去上海，准备组织浙江会党发动武装起义。9月，创办中国女报，1907年初，接任大通学堂督办。
秋瑾已是同盟会高级领导人，相当于后世的浙江省委书记。
徐锡麟案发后，秋瑾在上海出版的报纸上看到了徐锡麟刺杀恩铭被捕英勇就义的消息，忧泣内室。这时浙江会党力量和金华党军已完全被破坏，处州党军一时不能发动。大通学校的学生建议立即举事，杀死绍兴知府贵福，占领绍兴，再图后续行动，秋瑾同意了。
她不知道的是，此时她已被绍兴士绅胡道南所告发了，胡道南对贵福说，秋瑾就是革命党，而且是绍兴一带的总负责人，她结交会党，是极为危险的人物。
保密意识差是当时革命党的通病，造反这种杀头灭家的事八字还没有一撇，早就宣扬的满城皆知了。
贵福对秋瑾之事早有所闻。徐锡麟刺杀对其有大恩的安徽巡抚恩铭，给了贵福很大的刺激，认为这帮革命党简直是毫无人性。心想，万一自己落在革命党手里，这帮人绝不会给自己好果子吃。当初恩铭是如何对待徐锡麟的？为了他们的造反大业都可以毫不留情地开枪，致使恩铭身中七弹，子弹还没有取出就咽了气。自己和秋瑾虽说不是不认识，但绝没有恩铭对徐锡麟的恩义，能对自己宽恕？所以贵福立即赴杭州报告浙江巡抚张曾敭，张巡抚因秋瑾名气甚大，一时间拿不定主意，征求了巨绅汤寿潜的意见，才决计逮捕秋瑾，派巡防营统领李一智率第一标渡钱塘江赴绍兴执行逮捕任务。
秋瑾已得杭州方面同党密信，采取了一些措施，藏匿了枪械弹药，烧毁了名册，遣散了大通学校可能列入朝廷通缉名单的学生。次日，嵊县党军首领王金发从嵊县急急赶来，与秋瑾商定初十起事，届时王率会党从嵊县杀至绍兴。
王金发走后，有人即报清军正朝绍兴开来，大家劝秋瑾立即逃走。秋瑾不说话，也不走。当清军将围大通学堂时，骨干学生再劝秋瑾逃走，秋瑾慨然道，“革命成功是要流血的，我要以我的热血浇灌自由之花，若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至少可以提早五年。”
很有些九年前谭嗣同舍生取义的勇气。
山阴知县李钟岳奉贵福之命带队前往捉拿秋瑾。李钟岳是汉人，素来敬仰秋瑾的风骨，对于知府之命，先是拒绝，后来又想乘机救出秋瑾，命兵士们不准伤害女子，实际是为救秋瑾张目。到达大通学校时李钟岳命兵士朝天开枪，示警秋瑾速速逃离。但秋瑾已报一死决心，虽闻枪声，仍端坐不动，遂被捕。
秋瑾事发前，贵福也是大通学校的座上客，贵福提审秋瑾时秋瑾便指出了这点，堵住了贵福的话，也使得贵福动了杀机。
次日，案子交给李钟岳审问。秋瑾爽快地承认自己便是革命党。
李钟岳置笔墨纸张于前，秋瑾书七字，“秋风秋雨愁煞人。”然后素要钢笔，写下了她策划领导暴动的供词。
第二十一节秋瑾二（）
贵福得到供词，立即致电浙江巡抚，请速杀秋瑾。这里面便有了保全自己的意思了。当晚省里回电照准。贵福找来李钟岳，让他看了巡抚衙门的回电，命李钟岳监刑。李钟岳不以为然，说按照大清律，谋反之罪，应证据确凿，仅靠秋瑾语焉不详的一纸供状便行刑杀人，于情于理均说不去，意思想缓刑，但贵福严令必须执行。
这天是1907年7月15日，秋瑾仍收在山阴县监狱中。当晚，便发生了离奇的劫狱。
山阴县监狱已经破败了，因为经费紧张的缘故，本该彻底修缮的牢房一直在维持状态中将就着，监狱的设施损坏严重，一半监舍的门窗损坏都需要修理了，本该蒙上铁皮的门和装上铁条的床子都是狱吏们自己用木材加固的。一半的房间在漏雨，一逢连阴雨牢房内便湿漉漉的，反正大清朝的犯人们除却那些被关入天牢有望复出的大臣，本来就失去了做人的资格。监狱的看守们只关心是否可以通过这些犯人捞到钱，对他们的生存环境没人去琢磨――只要人还在监狱，哪怕已经死了都没有关系，只要不逃出去就行。
因为是死囚，而且是绍兴的名人，秋瑾的待遇比一般的犯人好的多，单间，房间还算干净。傍晚时分，李钟岳派人给秋瑾送了一份丰盛的晚餐，这是对死囚的例行福利。但李钟岳却没有露面。事情既然难以挽回，李钟岳不想再见到秋瑾了。这位县令大人陷入极端的痛苦之中，他已经隐约预见到秋瑾死于己手将要带来的舆论压力。大清朝的官员终于知道了舆论的威力了，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各种民办报纸言论越来越自由，抨击朝政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了。
李钟岳决定辞官，这个官算是当不下去了。这是个有良心的官员，违心地执行上司处死秋瑾的命令，将注定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辞官算是对将要对其进行激烈攻击的那些同情革命党，同情绍兴才女的人们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李钟岳彻夜未眠。写了几稿辞职奏章都不满意，正懊恼间，手下急报监狱出了乱子，有高手袭击了监狱，将秋瑾劫走了！李钟岳大惊，此时大约是寅时时分，因为怕秋瑾的同党劫法场，预定处斩秋瑾的时间就在凌晨，谁知真的就出了事！
李知县立即更衣到监狱查看。清代的知县住所与监狱往往就是一墙之隔。山阴县衙是一所三进的院落，前面是大堂二堂，后面是他的居所。一面是花园。另一面就是监狱了。李钟岳疾步向监狱奔去，心里却诧异一夜未眠的自己竟然没有听到近在咫尺的监狱有丝毫的动静，更不要说是枪声了。李钟岳怀疑是同情秋瑾的狱卒私放了秋瑾，这个推断让李钟岳感到轻松，如果将时间往前推上五十年，犯下谋逆大罪的犯人从自己管辖的监狱逃脱。自己绝不会仅仅落个削职为民的处分，但现在情势不同了，时局大乱，言禁已开，朝廷的威信受到极大的挑战。自己递上一纸辞呈恐怕就足以交代府台乃至省里的巡抚衙门了。
想到这里，李钟岳的脚步慢了下来。但已经有人迎了上来，是主管刑侦的李班头，“县尊大人，县尊大人，秋瑾恐是被军队劫走的。”
“怎么说？”李钟岳吃了一惊，立定脚步看着眼前精明的李班头。
“来人至少有五个以上，他们不发一枪便打晕了值更的兄弟，将他们绑上并堵住了嘴巴，然后打开了牢门带走了犯人。大概有个兄弟抵抗或者准备示警，咽喉中了一刀，死了。”
“死者是谁？”
“牢头刘七。”
“带我去看。”
李钟岳查看了现场，打晕被绑在监狱院子里的廊柱上的衙役全部被解了下来，神情委顿地站在墙角，李钟岳一一询问，本来值夜的是两个人，但因为凌晨要处斩要犯，昨晚增加了警卫，共有四个人值更，还配备了枪支。现在活下来的这四人几乎同时遭袭，根本说不清来袭的人共有几人，他们也没有讲出刘七为什么出现在现场并被杀死。因为刘七不是昨夜的班。由此推断，这四人被袭击时刘七尚未出现，但他意外出现在现场，导致被杀。在押的犯人除却秋瑾外全部呆在牢房里，无一人被带走，可见来人是冲着秋瑾的。
李钟岳带着疑惑，将李班头叫进签押房仔细询问。
“秋瑾与浙江会党多有联系，有人见她在被捕前曾会见过嵊县的王金发，为什么不是她的同党所为而说是军队？”
“禀县尊，监狱的门窗完好，四名兄弟出事前还聚在一起吃饭，并无单独活动，可以排除内应的嫌疑。属下查看了周围，发现了攀越墙壁的痕迹，可以推断贼人是翻墙进入的。四名兄弟分别在不同的地方遭袭，时间相隔极近，可见罪犯不是一人所为，捆绑四名看守的手法完全相同，可见来人受过专门的训练。属下认为，会党多是良莠不齐之辈，绝难如此周密地策划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