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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珂赛特窗下几法尺的墙上，在黑色的旧屋檐中有一个雨燕的巢。那巢突出在檐上，因此，从上面看下去，这个小小天堂的内部显露无遗。母燕张开它的翅膀，像扇子那样，护卫着雏燕。公燕则飞来飞去衔来食物，嘴对嘴地喂着自己的儿女。初升的太阳把这个小天地照得光亮闪闪。“传宗接代”的伟大法则正在这儿微笑，并显示出自己的庄严。一种温存的奥秘在清晨的灿烂光辉里展现着。珂赛特，头发沐浴在阳光之中，心灵则堕入幻想的深渊。内心的热恋，外界的晨曦，双双照耀着她，使她无意识地俯身向前，注视这些雨燕。与此同时，她想起了马吕斯。啊，这小小的家庭，这公燕和母燕，这对恩爱的夫妇，还有一群可爱的儿女。一个小小的燕巢，强烈地激起了一个处女内心春意的荡漾。
十一弹无虚发，但无伤亡
军队在继续向街垒发动进攻。排枪、霰弹，轮番发射。不过，这并未造成街垒里的重大伤亡。遭了殃的是科林斯的正面。二楼的格子窗和屋顶阁楼被打得百孔千疮，东倒西歪。驻守在那儿的战士只得侧着身，躲避子弹的袭击。这是进攻者的一种策略，目的在于消耗起义者的弹药。他们深信，起义者的弹药有限，无法得到补给。如果起义者中计，将弹药耗尽，那么，他们就可以大举进攻了。安灼拉没有中计，根本不理这种攻击。
分队每一次排枪，都使伽弗洛什鼓起自己的腮帮子，表示蔑视。
第171章 让·瓦尔让（6）（）
“好吧，”他说，“你们替我们把床垫撕烂吧，我们需要绷带。”
古费拉克讥讽霰弹不中用，他对大炮说：
“伙计，你也太不顶用了。”
战场犹如舞会，人们在互施诡计。街垒的沉默令进攻的一方摸不着头脑，为了防止意外，他们觉得有摸清街垒内部情况的必要，想看看这默不做声的家伙究竟在干什么。起义者忽然在邻近的一个屋顶上发现有一顶消防钢盔在阳光中闪烁。不错，在高烟囱旁，好像一个岗哨，正向街垒这边观察着。
“一个可恶的监视者。”安灼拉说。
冉阿让已经把卡宾枪归还了原主。他有自己的枪。
他不动声色，瞄准了那个消防队员。砰的一枪响后，那人的钢盔不见了——它落在街上，响声很大。那失了头盔的士兵吓走了魂儿，逃掉了。
一个军官接替了那士兵的岗位。冉阿让又是一枪。那军官的钢盔也被打落。那人大概明白了射击者的用意，悄悄走掉了。对街垒的侦察随即放弃。
“您为什么不打死他？”博须埃问冉阿让。
冉阿让没有说话。
十二混乱中的秩序
博须埃在公白飞的耳边低声道：
“他不回答我的问题。”
“可能是个慈悲为怀之人。”公白飞说。
对过去若干的事进行记忆的人都想到了，在镇压起义军的战斗中，郊区国民自卫军的表现是十分勇敢的。尤其在1832年6月的那次事件中，他们既顽强又无畏。好些酒店的老板，如庞坦酒店的老板、凡都斯酒店的老板、古内特酒店的老板，见酒店无生意可做，统统变成了狮子。为了维护酒店的安全，他们舍弃了自己的生命。推而广之，在这具有市侩气息又具有英雄气概的时期之内，各种思潮都涌现了自己的骑士。私利都不例外。别瞧动机平凡，它并没有减小它在运动中的胆量。见白银堆降低了，银行家会唱起马赛曲。为了钱柜，人们可以表现牺牲的勇气，不吝惜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了护卫自己那极其渺小的酒店，使酒店成了国家的缩影，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表现出了斯巴达人的狂热。
其实，这并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这就是社会。各个成分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平衡是未来之事。
无政府主义进入政府至上主义这是正统派的一种怪称，这是那个时代的另一特点。人们用纪律在维持各自的秩序。某一国民自卫军上校的指挥棒一挥，就可突然莫名其妙地擂起集合的战鼓；某一个上尉一时激动，就率众冲锋；某个自卫军为了“主义”，自己就可以投入战斗。在这些日子里，人们采取行动，并不一定得到上级的指示。在治安部队里会出现真正的游击队员，有的可以像法尼各那样拿起武器，投入战场，还有的可以像亨利方弗来特那样拿起笔来，撰写檄文。
那个时代的不幸，在于文明不是某些原则的代表，而是某些利益的汇合。它不时地处于危急之中，不断地发出紧急呼吁。每个人都自作主张，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对它加以维护。每个人都认为只有自己在拯救社会。
这种情况便出现了暴政。国民自卫军的分队中设立了军事法庭，处死一个起义者就像杀掉一只鸡。5分钟之内即可解决问题。让勃鲁维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处死的。没有办法对对方这一行为提出指责。这是残酷的林奇裁判林奇裁判，美国的一种刑法，抓到罪犯后当场判决，立即执行。。美国的共和政体像欧洲的君主政体一样，都是这样行事的。私刑加误会，任何事情既变得很简单，又变得很复杂。有这样一个故事，暴动时期，有一个叫保罗…埃美加尼埃的年轻诗人，在王宫广场大庭广众之下，被一个手持尖刀的人追逐着，他只得躲进6号大门的门洞。他犯了什么罪，他们要杀死他？有人对他高呼：“一个圣西门主义者！”原来，他腋下夹着一本圣西门公爵圣西门公爵，著有记述当时宫廷及显贵琐事的回忆录。此处指人误认为他拿的是空想主义者圣西门的著作。的回忆录。一个国民自卫军军士，只看到封皮上“圣西门”这个名字，就大叫：“杀死他！”
1832年6月6日，一名叫法尼各的上尉，他指挥下的一连郊区国民自卫军在麻厂街便制造了血腥杀戮。我们在前面提到过此公。杀戮出于怪癖和一时的兴致。1832年起义结束后，法庭审理了这一案件。原来，法尼各上尉者，乃是一个性情急躁的小市民，他喜欢冒险。在维护秩序的队伍中，他扮演的是一个类似雇佣兵那样的角色。这类人的特征我们已经进行过描绘。这是位政府至上主义者。他狂热，无法无天。他的冲动没有什么人可以制止。他还有野心，打算由他的部队单独攻占街垒。当他看到街垒上红旗倒下又重新挂起旧衣时，简直怒不可遏。他破口大骂那些开会时认为进攻时间尚未到来的将军们和军团长官们。他讨厌这些人总是重复着这样的一句话：“让造反者煮在由他们自己调制的肉汁中”。法尼各的看法则不同。他认为夺取街垒的条件已经成熟。熟了的苹果应该落地，他要上去尝一尝苹果的味道。
他和他的被当场见证者称作“一群疯子”的同伙，足足有一连人。他们是驻扎在那条街拐角处的一营中的第一连。是他们枪杀了诗人让勃鲁维尔。夜间向街垒发起进攻是少有的。但这位上尉这样干了。这说明他仅凭狂热的意愿行事而没有任何策略考虑。结果，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们还未到达这条街23的地方，便吃了街垒一排排密集的子弹。四名胆子最大的士兵冲在最前面。他们应声倒下。这些国民自卫军好汉们是英勇的，但是缺乏军人应有的顽强性。面对起义者的子弹，他们犹豫了。在街心留下了15具尸体之后，他们凄然退了下来。犹豫给起义者提供了重新装子弹的时间。第二次射击威力很强。那些还没有来得及躲回街角掩体里的人被击中。有那么一会儿，他们处在双方火力的夹击之中，还受到大炮的轰击，因为大炮没有接到停止射击的命令。这位英勇而不谨慎的法尼各，就这样成为霰弹的牺牲品。他被炮火击毙，就是说被他的秩序击毙。
安灼拉对这种进攻感到异常的愤怒。“蠢材！”他说，“他们打死了自己的人，还惹得我们白白浪费了子弹。”
这番话，安灼拉是以暴动行列里一个真正的将军身分说出的。起义者和镇压者之间力量对比悬殊。子弹盒空了，没有办法填充；人员伤亡了，没有办法补充。然而，镇压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他们有整个军队，有万塞纳兵工厂，弹药用之不竭。他们的联队数比街垒中的人数还要多，他们的兵工厂的数量，不比街垒中子弹盒的数量少。这是百对一的战争。这注定，街垒最后必被摧毁，除非革命突然爆发，在倾斜的天平上，天神的火红利剑加在起义者这边。因为只有那样，只有每条街都沸腾起来，街垒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只有这些异乎寻常的因素齐备，巴黎才会震动，一个神妙的东西才会出现于大地，才会再次出现一个8月10日，再次出现一个7月29日。那神奇的光辉出现后，张着血盆大口的权威才会退却，军队，这只狮子，也将望着镇定自若的预言者——法兰西，在面前站定，而束手无策。
十三一线希望当空掠过
街垒中，道义感，激烈的冲动，应有尽有。这里充满勇敢的精神、青春的朝气、美好的理想、坚定的信仰、赌徒般的顽强，特别是，断断续续，还有一线希望。
时断时续，一个模糊的希望突然颤动起来，它在意想不到的时刻掠过麻厂街的街垒。
“听！”一直戒备不懈的安灼拉突然叫起来，“巴黎像是醒来了。”
在6月6日清晨的一到两个小时之内，这些起义者确实勇气倍增。圣美里持续不断的警钟声使起义者的微弱希望再次复苏。梨树街，格拉维利埃街，一下子出现了两个街垒。在圣尔马丹门，一位青年，手持卡宾枪跪在林阴大道上，以肩抵枪，毫无掩蔽，单枪匹马在与一个骑兵连对峙。骑兵队长被击毙，那青年高兴地说：“又少了一个，他不必再给我罪受了。”最后，那青年死于马刀之下。在圣德尼街，有个妇女，躲在百叶窗后，向警察射击。百叶窗帘每动一下，就意味着有一颗子弹射出。在高松纳利街，有一个14岁的孩子被警察抓住。他口袋里满是子弹。若干个岗哨受到了攻打。卡芬雅克德巴拉尼将军带领的装甲联队在贝尔坦波瓦雷街口，突然遭到排枪的扫射；在卜射什米勃雷街，过路的军队被从屋顶扔下的破坛烂罐和家用器皿打伤。这是不祥之兆。当有人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苏尔特元帅时，这位拿破仑的老上尉沉思起来。他想起了絮歇絮歇1772…1826，法国元帅。元帅在萨拉戈萨时讲过的一句话：“什么时候老奶奶用尿壶往我们头上倒尿，失败就逃不脱了。”
人们以为暴动的局面得到了控制。谁想，新的怒火又重新燃烧起来。巴黎像堆干柴，骚动的情绪像颗颗火星，它们一旦落在干柴上，便会燃起熊熊大火。对于这种形势，军事长官们甚为忧虑。他们不放松任何起事的苗头。在此情况下，对莫布埃街、麻厂街和圣美里街街垒的进攻被推迟了。他们想集中兵力，一举全歼。
有些联队被派往有骚乱迹象的街道，进行肃清工作。大街左右的一些小街小巷，也成了扫荡的对象。这些联队有时蹑手蹑脚，小心提防，有时则加快步伐，迅速推进。从暗处射来的冷枪使他们防不胜防。与此同时，骑兵驱散了林阴大道上集会的群众。这些行动激起了骚乱，酿成了军队和市民的冲突。在炮轰和排枪之间安灼拉所听到的就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