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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咽起来。
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工作逐步转入正轨。1962年6月单位与地质局合作到大悟县搞试验。我的问题已平反，故派我也参加，当时经济形势虽有好转，但困难时期仍未过去，武汉市供应仍紧张，而下面县城虽好些，但显不足。我们在县招待所食堂用膳，每餐有荤有素但数量有限。8人一桌，服务员每端来一盘菜，个个就咂嘴弄舌；跃跃欲试；16只眼睛同时盯着，菜一落桌；8双筷子一起夹过去，每人两下就一扫而光，谁也不甘落后，否则迟去几秒钟就可能因告罄而落空。最后一道菜照例是一罐汤，汤罐一放稳，8皮调羹同时到达，因罐口不够大无法同时容纳从不同方向来的8皮调羹，调羹在罐外互相碰撞发出“叮铛”响声。因为同桌的8位都是从武汉下来的饿狼，彼此熟悉，客套从免，故均露出互不相让的饕餮本色。我们几位正处壮年，是一生中最能吃的时期，招待所不能敝开肚皮吃，而野外工作都是一些跑腿的吃力活，故到上午10时多就有了饥饿感。肚饿就腿软，收工前每人都有点站不稳走不正。后来打听到这里早晨有自由市场，可以买到新鲜瓜菜。于是每日早起先到自由市场买几条黄瓜揣在裤袋里，肚饿时大家休息片刻坐地啃黄瓜充饥。有天围坐一起各人拿出瓜来啃，发现我单位的吴同志拿出一块南瓜来。吴是地道的上海人，没有成家，不知那些蔬菜可生吃，那些只能熟吃。他正啃得有滋有味，我发现后问他南瓜怎能生吃，他答味道蛮好的，微带甜味，比黄瓜好吃些，他已吃过好几次了。我当时无法说服他，听他答后也觉得为什么南瓜不能生吃呢？第二天我也买块南瓜，吃后不久胃内发响，晚上肚泻数次。
当时在县城内，在个别餐馆里能买到高价鸡蛋汤喝。有个餐馆还连续几天供应红枣汤，那是供销社存放多年的红枣。在计划供应时期，除了米油肉等生活必需品按定量供给外，其他如红糖红枣等属特供物质，老百姓只能凭产妇证或手术证等才能买到。这类物质平时压在仓库里，时间久了必定长霉发烂。现在物资开始多起来了，没有必要再压在仓库里，于是供销社将这些变了质的红枣拿到餐馆来加工高价出售。我们在招待所午餐和晚餐后常去光顾。红枣汤里的红枣煮得稀烂如泥，加入糖精，原来的霉气腐味都被糖精甜味压住了。自1959年以来，在长达近4年的饥饿日子里，红枣的味道已忘得一干二净。记得首次喝红枣汤，口感特好，好像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大快朵颐，大饱口福，于是喝得过急，当整碗汤喝完后发现几乎满口都烫泡了。
记得小时候在一位亲戚家吃饭，桌上摆满鸡子鱼肉，用餐过程中一位长辈对小辈们发问：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好吃？有说肉的，有说鱼的，更有争说鸡的。这位长辈便指着说鸡的小辈说：“对，世界上是属鸡最好吃，但不是鸡鸭的鸡，而是饥饿的饥。为什么，因为人的肚子吃饱了，舌上的味蕾处于抑制状态，遇到好吃的东西吃起来也味同嚼蜡，就什么都不想吃了，所谓“一饱千般足”就是这个道理。而饥饿时味蕾处于兴奋状态，不好吃的东西吃起来也脍炙人口，所以味口大吃的多。”我想我大口喝红枣汤就是因为我在吃“饥”。
1963年我又出差湖南湘潭，这时国家经济形势已完全好转，市场供应显示充足。在易家湾过端午节，镇上举办龙舟比赛，男女老少红光满面，云集河边观看，呈现出一片大好时光景象。比赛完后，组织部门发给参赛者每人三个猪肉大包。
4．12震耳的政运尾声
1961年我从农场抽回时已劳动15个月，如果加上批判前天门2个多月的抗旱以及批判后在单位20多天的劳动，总共接近1年半的劳动改造，相当于未经任何法律手续以莫须有的罪名给我判了1年半的劳改刑罚处分。
1962年上面发下文件对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挨整的人甄别平反。单位政治处的王同志找我，指出我的问题属于思想认识错误，要我重写一分材料正式入档，而将我在运动中写的检查和交待统统烧掉；一笔勾销。我按王的旨意写了三页，王也重写了一份结论，向我公开，让我看后签了字。在此周的全所职工大会上，常书记当众宣布，对我的问题进行甄别平反，结论是属于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并对我在运动中所作的过火批判表示道歉。到此为止，我在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的问题便算了结了，政治上的包袱似乎卸下，虽然对我精神上的打击和生活上的创伤已无法挽回，但我仍热泪盈眶，深深感谢上级的公正处理，我们的党是伟大的正确的。
我原以为甄别平反以后也会和单位同志们一样，过着同样的生活，做作同样的工作，享受同样的权益，但未料到这又是一种幼稚的想法，我在单位已被打入另册，经常受到领导不公正的对待，个别人的飞短流长和白眼相加，处处低人一等。从此以后我讲话谨小慎微，怕留下话柄；做事瞻前顾后，怕被揪住小尾巴。虽然如此，但仍难逃挨整的厄运。
爱人去世时我已进入而立之年，中年丧妻，续弦之事在劳动改造期间无人过问，自己也不敢妄求。劳改回来平反以后，一些要好同志，特别是老家的亲友十分关心。1962年9月，在家乡任中学校长的连襟姐夫向我同时介绍了教育系统内的两位对象。经过半年通信联络，我选中了在文教局工作的苏女士。春节期间，我回乡探亲，通过姐夫牵线我们见了面。苏师专毕业，未婚，虽然外表一般，但我认为她的条件比我好，我很满意。我们很快就谈拢了。回到武汉后更加密了我们的书信联系。有次在我发出一封长信，提出结婚设想，正洋洋得意期盼佳音时，突然接不到回信了。后来我连去两信，均有去无回。我十分纳闷，只得写信给姐夫麻烦打听原因。他来信告诉我，文教局出于对部下负责，曾致函我单位了解我的政治情况，我单位回信说我曾被划为漏网右派，因此文教局领导劝止了苏女士继续与我联系。最后姐夫还提及，为了这事，他也受到文教局领导的指责，指责他不该为他们下属物色一位政治上如此不可靠的人。我接到信后开始不相信，因我的问题不是已经甄别平反了吗，是单位第一把手当着全所几百人的面宣布的，并且时至今日我还是团员，参加团的各种组织活动，怎么会去信说我是漏网右派泥？我带了信去请示研究室领导，请到政治处证实一下有无此事。领导问后转告我，政治处的同志从来没有回过这样的信。转眼又到春节，在老家看望父母后我又专程去了姐夫家，因我对苏女士十分好感，如果我单位未去过信，则是一场误会，若能当面消除，则有可能恢复我们的关系。我把单位的答复向姐夫交谈后，再三强调我单位政治处的同志说他们从未写过那种回信，我怀疑是不是这边文教局的同志搞错了或有意作梗？但姐夫却肯定地回答我，文教局的领导将我单位的复信给他亲自看过，上面写得清清楚楚，信末盖着我单位政治处的大印。姐夫反驳得我哑口无言，最后他还透露，苏女士也因与我联系的问题调出文教局，现调到下面一个较偏僻的山区去教书去了。
于是我不得不怀疑我单位的领导们所玩弄的政治伎俩了。从法律上讲，我没有犯危害社会侵害他人的任何罪行，我的主要问题只是小家庭矛盾。他们利用我们小家庭矛盾大做文章，没有通过任何法律手续，对我进行禁闭、批斗，长期劳动改造，搞得我家破人亡。这些非法过火行为已严重侵犯了我的人权。后来根据上面的精神，对反右倾运动中无辜挨整的人甄别平反。但他们不甘心失败，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作法，表面上平反道歉，而骨子里却随时对我施加打击陷害。现在竟干涉起我的婚姻自由，剥夺我结婚的起码公民权利。他们的行为实际上已经触犯了法律，不过在那种不讲法治的年代我无处申诉，求告无门，唯有饮泣吞声俯首贴耳忍着。
文教局的对象因政审问题未找成，武汉市内找无希望，每年春节回家，父母兄长见我长期鳏居十分不安，想方设法为我物色。哥哥介绍了家乡的一位医生，通过见面了解至结婚，这时距我发妻去世已5年了。哥哥说，有人丧妻后不出半年就续弦了，相比之下我差远了。我们1965年结婚，至1978年才正式调到一起，其间10余年都是过的两地分居的生活，与单位其他同志比较，我更是相形见绌。
每年两次鹊桥会，因文件规定分居职工每年只一次探亲假。一般春节时我去，夏或秋季时她来，每次相处10多天。政府规定的探亲假日为12个工作日，这明明是指两个星期，但我单位人事处的干事却理解为连续12天，我们的团聚日子包括路途往返共16天。我去时在她那边有个家，吃住方便，她来时我得临时找住处、借床铺，因我住的是3人一间的单身职工集体宿舍。每天一起到食堂吃，睡不安吃不好，过着游击式的生活。长久分居，短期结合，这种夫妻生活对身体十分不利。因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男女间性的要求，像吃饭睡觉那样是生活所必需。譬如吃饭，将三餐饭集中到一餐，一饿一胀，非闹胃病不可。我们在长期性饥饿后，一旦结合，容易造成短期性过度，这就如饿虎相斗，易致两败俱伤。但单位的人事干部们饱汉不知饿汉饥，单位中那些人有条件照顾夫妻关系，那些人没有，不是从年龄工龄出发，而是从政治角度考虑。他们把政治标准看得至高无上，政治界限泾渭分明。我因在1959年受过批判，虽然表面上当众平过反，但属政治上的不可靠分子，只是作为单位的一个使用工具，既然只是工具，就不会赋予人性，也就不会给予生活上以照顾。看着那些依靠对象，工作比我晚，年龄比我轻，都陆陆续续将爱人调来，过着夫妻团聚的幸福生活，而我则总是轮不到。
后来进入文化大革命，全国被搅得天崩地裂人仰马翻。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堵住了外面的嘴；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又堵住了内面的嘴。从此失去忠谏之路，就可独断孤行为所欲为，再次犯下给国家和人民带来10年灾难的错误。文革中我爱人调动之事更成泡影。一些进驻和结合到领导班子的代表们最会用权了，一来单位，首先把他们老婆照顾到家，有些不过是排长，其家属是地地道道的农村户口，也一下子全家调来，有些就在本市，但为了锦上添花，也通过关系调到同一单位。而大批知识分子，特别像我这类打入另册的虽在单位工作20多年却无人问津。
幸喜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未再摔跟头。在造走资派的反时，一些造反派头头曾几次鼓动我，说我过去在单位受的压迫最深，应该造反精神最大，他们想以我的事实作为走资派执行反动路线镇压群众的典型来揪斗单位的领导，但总被我婉言拒绝。谢天谢地，上次政治运动之刀砍在身上的伤口虽然刚刚愈合，但仍隐隐发痛！故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是有工作搞工作，要出差就出差，运动的时候，则发挥我写美术字的特长成天埋头写标语。写标语成为我投身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革命行动。正好这时新的指示多，重大时事件多，而每发表一个指示，发生一庄事件，单位不是开会就是游行，而每次开会游行都离不开写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