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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我是不能呆了。本来是想从哪儿跌倒，在哪儿爬起来，可是这一次我是彻底被打败，被打垮，打得举双手投降了。二厂一想想当初自己纯粹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赤手空拳还想跟国家机器抗衡，有我的好果子吃？现在不是弄得头破血流摔倒摔痛整了个四仰八叉？
走，走，走！离开这是非之地远远，远远！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几十年过后，我又是一条好汉！
可是怎么走呢？我已经知道有官司缠身的中国公民不能离开中国大陆。而我有三个官司缠身。
和四川记者的官司问题不大，可能公安局并不大清楚具体情况，并且我是原告，主动权在自己手里，可以争取早点结束，实在不行撤诉就是了。
离婚的官司高院还在审理，看来遥遥无期。只有到国外将来挣了钱给陈国军，这个案子才会有了结的一天。不过我已将中院判决的文件提供过给公安局，他们已表示认可，也许这事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最头痛的还是税案。迟迟不能领护照的原因就是我一直出示不了税务局方面证明我已清白至少交税完毕的文件，而这一个案于才是全国瞩目的。当然，现在已是世界闻名，因为每一张华文报纸全都刊载了。
啊，对了，我去了法国会不会也同样臭名昭著呢？可能会，肯定会。不过还有好多高鼻子绿眼睛的西方人呢。在他们当中我又可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了。
可是在中国人当中这样也不好受啊？
不行，还得有个说头才行。
可是手上的这份税务局的新通知还不如没有。既不能在报纸刊登，也不能给公安局看。除了增加新的税款外，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最多人们认为我动用了上层税务局网开一面不让我立即交钱就是了。
唉，真讨厌。怎么这么讨厌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所以我才不相信算命嘛。别人为我算了多少次命从来没把这些倒霉事算出来。
要是没有那两行“再继续调查”的字就好了。真恨不得把它们抠掉。
抠掉？突然一个念头在脑海中飞驰而过。
我可不可以把它复印掉？别着急，别慌乱，好好想。
我先把文件在复印机上复一遍，然后把复印的那张纸上的这两行字裁掉，再用胶水将两页纸粘贴好，再复印一遍，就成了！
对，就这么干。你们不仁我也不义。只有不择手段。
马上动手按计划行动。找到一个朋友处，他有复印机。
我没有告诉他要复印什么东西，只说想复印剧本，他也根本没问。
我带了《风华绝代》的故事大纲作掩护，只要他不在就赶快干我的秘密活动。瞒着朋友鬼鬼祟祟，毕竟觉得自己不光明正大，不够仗义，不过这年头遇人遇事先往坏处想，再不能轻信别人了。
按我的想法复印了几次，在连接处都有一道黑印，弄来弄去总是弄不干净，眼看计谋要落空我满脑袋是汗。
后来又想到何不如在复印件上再复印？最后灵机一动拿一张小纸盖在那连接处印出来再复印它的儿子孙子重孙子重重孙子……直到大概是第十八代孙，成功了！
拿着那不理直气壮的纸张，我的手微微颤抖。小心翼翼把几份“成功者”放在包中开始给公安局及几家报社打电话。
联络好后我立即出发去送文件。我清晰地从记者朋友杨洁的脸上读到为我终于洗去冤屈的欣喜。
我又拜托律师对那税务局的文件提出异议。昆明的演出费是漏税不是偷税，仍然要据理力争。
还送去了律师的路费、住宿费、伙食费，及提请复议必须先交的一万多元罚款。这样，我的律师将会第七次，我希望是最后一次前往青岛。
然后我静静地等着。
第二天，我就去公安局拿到了护照。
第三天，报纸登出了税务局重新改变裁定的文件。内容全文照登，是那份我加工过的通知。长长地，长长地，我出了一口大气。
与此同时，《青岛日报》以醒目标题《刘晓庆偷税案并未水落石出》发表了青岛市税务局负责人的讲话，其中强调此案并非像那些“失实报道说的那样‘真相大白'”。
不过这不足为虑。目前登载我加工过的通知的报纸已遍布全国，势如破竹，《青岛日报》的小小呼声已不能扭转舆论的航向，我和税务局的位置已经颠倒了。
杨洁来找过我。在报纸登出那份新通知的当天，她就看到了青岛税务局传来的真文件。她知道我做了什么。面对杨洁我很惭愧。但她说了一句直到今天我也不能忘怀的话：“这是可以理解的。”
与四川记者的官司已有了眉目。律师打来电话希望我能与那位记者调解。我说可以。我只要正名不要整人，我已被人整够了。只要他不再这样不负责任胡说八道将来再危害别的演员或是别的公民，有了教训就行了。不要坐在屋里异想天开墙倒众人推故作惊人之语，以使自己的文章引起注意，不要认为名人强大，其实我们演员最可怜，没有后台，谁都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就像那没有皮肤裸露着的红翻翻的鲜肉，苍蝇蚊子随便叮咬，而偏又招惹苍蝇蚊子叮咬。要知道许多演员没有我这样的能力、时间、精力去维护自己打官司，不要为了自己的一点小小的利益，半夜吃桃子专检软的欺，随便伤害人，不要踩着别人往上爬。
律师们说这个官司打得异常艰辛。整个案子我都没有出面，全由我的律师代理。
曹星律师在这个案子中完全站在同情我的一边。他作为对方的律师在中间周旋，作了大量的调解工作。案子结束时曹律师心力交瘁，他说太难了，做些事情太难了。他每到夜晚常常失眠，晨起便看到一把把脱落的头发。
在成都新闻界举办的宴会上，曹律师竟流着泪伤感地说，打官司太累了，并表示说这是他接的最后一个案子，这位大律师公开宣布从此退出诉讼。
曹律师没有失言。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亲手参与过任何官司，他在我的案子中伤透了心。
离婚案没有进展也不可能有任何进展，我已失去了一切兴趣。成日价分财产分东西分这分那，我感觉加人了那俗不可耐的小市民行列。
我把它抛到九霄云外。我不管它。世界上只有结不成的婚，没有离不成的婚。
刻不容缓，我去了法国大使馆，不费吹灰之力办了签证。
然后设宴与所有老朋友、新朋友，以及在我的众多纠纷中伸出援助之手的朋友们话别。
谁也不知道我的用意是什么。只猜得出是我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那天我喝醉了。在醉意朦胧中，我的眼含着泪花，心里在默默地说：别了，朋友们，别了，北京。
最后，我前往深圳，去到我爸爸、妈妈、外婆、丹丹，我全部的亲人所在的地方。
“穴头”们，“穴友”们知道我即将出国，都自费赶到蛇口来为我送行。
本是来自四面八方，为挣钱这个目标走到一起，可现在经历了共同的暴风骤雨，我们成了患难之交。
还有姜文，还有“滴滴”，我最心爱的小狗也代表“熊仔”和“点点”到了蛇口与我告别。
父母亲知道我要出国，什么也没有说。相反，他们默默地点头，并且叮嘱我千万不要轻易回来。
望着全家老弱病残，我心里一阵酸楚，妹妹走了，我也走了，父母、外婆风烛残年，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啊？
我再一次亲手给外婆洗头发，剪头发，洗澡，洗脚，剪手指甲，剪脚趾甲，我每时每刻在父母身边与他们聊天拉家常；回忆小时候怎么淘气的故事，我亲自送丹丹去他所在的学校。……
最让我放心不下的还是外婆。她已九十二岁高龄了。
我为外婆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庆祝会。我要让她和最喜爱的外孙女在一起快快乐乐无忧无虑度过九十二岁的生日。
我买了九十二根蜡烛，一个硕大的蛋糕，我要把九十二根蜡烛一根不少全部插到蛋糕上。我光是插蜡烛就整整用去了二十分钟。
在把九十二根蜡烛都插好并且数了好几遍确定数字无误以后，我带领丹丹还有表兄、表妹们一起，拚命地拍着手大唱生日歌，把外婆从楼上扶下来。在蜡烛的冉冉火光中，我看到了外婆开心的笑脸，当我们一起用力替外婆吹灭那九十二根蜡烛时，我感到同亲人们在一起是多么的幸福。
可是，我要离开他们走了。
千般嘱咐万般叮咛，母亲、丹丹、姜文、“滴滴”还有“穴头”“穴员”们一大群，呼后拥送我来到了深圳罗湖海关。
海关的工作人员一看是大明星来临，破格允许大家送我去香港海关的入口。
在深圳海关和香港海关中间有一片小小地带。过了那小小地带再上台阶就到达了香港的管辖地盘。我将在香港转飞凯去到那目的地法国巴黎。
我往前走、往前走。一直往前走。事到如今我只有也必须往前走。在上台阶时回头一望，我的眼睛为他们拍了一张永恒的照片：在这张照片上每个人都在招手，母亲飘扬的白发和“滴滴”努力挣脱人的胳膊要向我扑来的小白身躯相映成画。我带走了照片，而底片却锁在心中。锁在那深深的、厚厚的、大大的、永恒记忆的心灵保密柜里……
在香港逗留了一个星期，我到了法国巴黎。
在巴黎我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巴黎，全世界人人都向往的花都。
如同心被揪去了大大的一块，我感到凄清，悲凉，身体空荡荡的。
像是从地球上一下子到了月球，失去了重心在飘浮、飘浮、却又茫然不知飘向何处。
没有了税务局，也没有了法官，也没有了追踪我的报纸，也没有了律师，也远离了官司，同时我也没有了亲人，没有了家，没有工作，没有自己的住处，没有语言，没有我熟悉的一切，整日无所事事。
东游西逛在举世闻名的埃菲尔铁塔、卢浮宫、枫丹白露城堡、塞纳河，总觉得再伟大再光辉灿烂富丽堂皇不是自己的家。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这句话浮现在脑海中究竟多少回。
我想念我的“狗窝”。幽幽的塞纳河恰如我那深切的绵绵不尽的思乡情怀，默默地流淌，流淌，流向远方。
只有小狗，只有法国满大街的小狗偶尔能慰我几分寂寥牵挂的心胸。
到处都看得到“滴滴”，“点点”，巴黎地铁车站的一张广告上的小狗与“滴滴”一模一样娇憨可爱，每次路过那里我都留连忘返，至少要停上十来分钟。
我在街上追逐每一只小狗，与它们玩耍，抚摸它们。而当我叫那些“滴滴”“点点”时，小狗们虽然雀跃，但不是冲着我而是对它们的主人，我才猛醒自己是身在异国他乡。
啊，中国！那充满无数惊涛骇浪带给我重重苦难却又令我丧魂失魄神牵梦萦的祖国啊。
我每天几次给家里、给姜文打电话。在电话里每个人都要轮流说话，并且还要跟小狗们一个个说话，叫它们的名字，以至于每个月电话局的帐单一来都令我和晓红瞠目结舌。
到达巴黎的那一天，晓红来飞机场接我。没有鲜花，没有镁光灯闪动，没有记者访问，没有围观的人群，没有喧闹，晓红一个人迎接孤零零的我一个人。
静悄悄出机场习惯性地去出租车站“打的”。晓红说你以为是在北京啊？这儿的车费特别贵，我们从来都坐地铁，地铁在巴黎便宜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