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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军听后一言不发。几分钟后作出决定，全家立即迁往深圳。
家人们互相嘱咐悄悄行事，不可声张。尤其是不能告诉懦弱而缠绵的我，免得打草惊蛇，也怕我哭死觅活加以阻拦。
这一天晚上，老弱病残四代人举家南迁。
这是一支罕见的逃难队伍：外婆年近九旬，父亲七十有余双脚有残疾，母亲也年近七十身有重病，丹丹三岁小保姆十六岁，全家老小拖着二十件大包小裹随身携带的行李踉踉跄跄。
老人动作缓慢，那天出发时就晚了。好不容易挤上两辆出租车，慌急慌忙朝火车站赶。
路上又遇到拥挤的车流，两辆出租车又冲散了。停停走走到了车站汇成一处，装行李的车又没有来。眼看着离开车只有二十分钟，靖军直在大钟底下跳脚。
冲过去买了几张站台票，分发给几位朋友，帮忙盯住几个进口，行李车一到帮忙找人运进去。靖军带着队伍蜿蜒前行。
时间越来越紧，老人孩子却越走越慢。急中生智只有掏钱雇人将父亲和外婆背进车站，妹夫和保姆拉着母亲和丹丹快走。
到了站台上一看，几张硬卧票还不在一处，三张在六车厢，三张在一车厢，又赶快分头上车。远远地，几位朋友拖着行李气咻咻进来。
好不容易到了车前车铃已响，车厢门口已停止检票，苦苦央求列车员半天，刚上车轮子就启动了。
挤过拥挤的人群两头清点行李，行李还没有清点好又出了麻烦：原来还有几张车票在送行的朋友手中！
无奈何只有又掏钱补票。可是好说歹说列车长直摇头，答复是没有卧铺不肯补。坚持不懈顽强求告，看着颤巍巍的白发老人和孩子在车厢里站立不稳摇摇晃晃，列车长才终于动了恻隐之心。
八月广州，骄阳似火。难民般的全家老小相互搀扶着下火车，没有地方逗留，只有坐在那一大堆卸下来的行李包上等在站台里。靖军出站去买到深圳的当日火车票。
购票的排队长龙长得简直不可思议，“加塞儿”肯定会遭来众人的白眼和愤怒，闹不好还会被执勤人员揪出去痛斥一顿，只好老老实实地站在最后边。想到在烈日酷暑下晒烤的老老小小，急得从心里往外出火。突然，天无绝人之路，一个临时售票处的窗口一下子打开，靖军扑到窗口前，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在面前，就在此刻，就能买到票。那份高兴那份激动，没有语言能够形容。
好不容易将全家老小送上火车安置好，又立即跳下车去托运那二十件大行李。在深圳有表哥、表妹一大堆人从香港过来接外婆、父母，好歹可以放下一点心。
可是这二十件行李怎么办？靖军一个人守着堆成小山似的行李好一阵犯愁。
好几个包裹都裂开了嘴，有的包没有锁，托运处肯定不收。可是只有一个人没有办法去买针线，不能离开这里也不能随便把行李托付给人，怕东西弄丢。
靖军只好假装散步在周围慢慢地溜达。眼睛隔一秒看一下行李，越逛离那堆小山越远。磨蹭着到了商场门口，一抽身亡命地往里跑，飞快冲到柜台买了针线东西，赶快夺路又逃回行李堆旁。周围和商场的人都跑出来惊诧地观望，肯定认为这个人不是小偷就是逃犯。
幸亏行李没有遗失，此刻也顾不了那么多的体统，靖军坐在小山上一个人细细地把那几个张了嘴的包裹缝好。
接着排队托运行李。眼睛须臾不离小山，两腿往前迈进，轮到他了一边办手续一边跑过去拿行李，只有两只手，一次最多只拿得动两。三件，反反复复地来回转了好多个圈圈。
战友和杨都说这次逃难事件简直是一场恶梦。战友还发感慨：“老弱病残幼，千里南迁，大概也是一项基尼斯纪录吧？”
夜。万籁俱寂。静。静得不得了。
大家都睡了。窗棂上树影摇曳，是那院子当中的枣树吧。枣树竟能这样摇动，大概是有风。仔细听，果然有瑟瑟的风声。凉气从脚上一直透到我心中。陈国军在干什么呢？我不辞而别不回家，他一定很寂寞吧？
他一定非常非常想我。那年我去美国办影展，妈妈说，自我走的那一天他就每天晚上坐在凉台上，到清晨还不睡，等我盼我，直到最后等到我回来。
去年，他的母亲去世了。在北京我没有把她的病治好。今年春节，我陪陈国军在楼下给他妈妈烧纸，一边烧，陈国军一边说：“妈，晓庆看您来了……”当时我伤心得成了个泪人儿。
他一直说我是他的命根子。我是他的命根子，我知道。我看得出来。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对人体贴。他对我的无微不至像空气弥漫在我的周围。
他是那么能干，坚韧不拔。他能忍辱，能负重，生活能力那么强。没有菜吃他能用吃剩的西瓜皮弄出一盘可口的菜来。那次他到北京来看我，没有钱买卧铺票，车上又挤，他一直站到北京倒北京没有地方住，在公园里的长凳上一连睡了好几夜！在部队里，他一定是侦察兵里特种部队的特种兵吧？
他现在一定睡不着。我给他打个电话吧。可是不行。战友和杨肯定会说我。骂我是窝囊废，没有骨气的东西。
不对。这是我自己的事啊。骂我又有什么关系呢？电话还是打吧。陈国军肯定会暴跳如雷。我怕。他肯定会要我立即回家。还会马上到这里来接我。他查得到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他是最出色的侦察兵。我走之前他好像在说是我和家人串通好的阴谋。他会杀了我吧？
别杀我。我只是要离婚，离了婚还可以做朋友。照样在一起拍戏，“走穴”。你不同意。我知道你不同意。可我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了。真的不能够了。我们的关系充满了恐怖。再说，我们怎么见那些看到过我们硝烟弥漫场面的人呢？离婚吧。哪怕是离了婚等过一段时间再复婚也可以。
那把刀子。还有那包炸药。从《大清炮队》拿来的炸药。我不，我不要和你同归于尽……
我被战友推醒。天已大亮了。我被告知说是陈国军已知道了这个地址，要立即转移。转移！我穿上衣服立即行动。这个秘密据点已经暴露了。像地下党一样。
也许是我怕陈国军怕得要死，于是吹他的神通吹得过火，大家的警惕性都特别高。兵贵神速，很快我们到达了新的地方。
我又没有钱了。所有的钱都在家里。早知道带点钱出来就好了。现在是一文不名。第一次离婚我还有三块七毛钱呢。这次倒好。成了光溜溜的穷光蛋了。
不敢去拍戏。不能去“走穴”。我也不敢去领奖。听说《原野》我又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近日就要开会领奖，我根本想都不敢想。
我在香港买的楼花怎么样了？要卖了还有钱可以吃饭。猛然间想起我还有那么多债，我的天！怕到时候楼花卖了，债也还了，钱赚到一点了，我也饿死了。
钱都在陈国军手里。也好。我愿意给他。假如能够赎清我的罪恶。我欠他的债恐怕才是一生也还不完。
我想我不会再有幸福了。一个心灵上有这么沉重负荷的人是不会有美好前途的。
一想起陈国军就心绞痛。当然我要离婚。这是肯定的。可是我还是心绞痛。
律师和我谈话，我请求律师能不能不说对方的不好，另编一个理由去离婚？律师说不行。你必须说实话。于是我只好说“实话”。当然是一部分实话。一边说一边心里想：对不起，陈国军。我只是要离婚。
然后起草起诉书。是我告他。是我要离婚。其中有一段要我自己写。我开始写。写起来缓慢但是无力。唉！要是平平和和地离婚该有多好啊！
律师走了。说好我写完后通知他们，然后寄出。
大厅里空空的。呵，我才看清确实是一个大厅。我住在半片别墅里，厅大房间小，有朋友管吃住。尽管没有钱。这一点比上次离婚强多了。我坐在厅的中间，抬头一望，那高高的屋顶像宇宙的苍穹。想到如果架一个摄影机从上往下俯拍，我就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此情此景太像我看过的许多电影中描写的悲伤、孤独的镜头。我突然明白了，毛主席说文艺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多么准确。
眺望窗外，在勾花的窗纱那边是忙碌的人群。天照样蓝，草照样绿，谁也没有理会我这个渺小的人正在进行好像天都要塌了的离婚。啊！好久都没有在这样的蓝天白云下舒心地走过了！
还是那年和陈国军……又是陈国军。哦，这几天他怎么活得成呢？又开始揪心裂肺。五脏六腑都疼死了。
没有人在旁边。我要给他打电话。我要安慰他，抚慰他。不能让他太伤心。
“喂？”刚喂了一声，就哽咽难言。没有出息的眼泪像决了堤的洪水奔涌出来。
“哥们。”是陈国军的声音。他开始说话。讲我们之间的故事，讲过去细细的一切，讲在长影拍戏，讲《无情的情人》，在电话里小声给我唱歌，唱《大坂城的姑娘》，唱《无情的情人》的主题歌……
我的脸上沧海横流。那海水不停地淌到衣服上，我听到它们滴落的声音。
断断续续地，我请求他能协议离婚。离——婚——吧，我说。
他告诉我，香港的记者正在访问他。是他在香港的妹妹联络的，他在等待我的觉醒。他并不想毁我。只要回来什么都好说。不然他会用他的整个后半生来报复。
他的声音仍然轻柔。恐怖一阵阵向我袭来。电话里又在开始回忆，我的面前出现他各种各样的脸，所有的一切都在闪动，半空中响起嗡嗡的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好像有一只手伸进我的肚子里搅动，我的肠子拧成一团。从沙发上滑到地上，我在地上滚动着，说不出话来。
勉强挂上电话，我蜷缩在一起。我知道了什么叫挣扎，我的喉咙被一大堆东西堵住，发不出声音，我感觉我开始窒息，我可能要死了……
昏昏沉沉躺在床上，也不知道是怎么到床上来的。迷迷糊糊睁眼一看，阳光照在我的被子上。阳光是那么灿烂，我看见光线里飞舞的小小灰尘。想起小时候我时常新奇地看着那光柱去捉那小小的灰尘玩，此时看见这片阳光竟是到了世界的末日。那句著名的台词是怎么说来着？呵，对了，是“太阳出来了。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我要睡了。那就睡吧。太累太累了。
钥匙在响。有人走进来。管它呢。我什么都不怕了。有声音在叫我。不是一个人。我看见了。是律师小吕和杨。他们拿着一份传真，先问我是不是病了？然后告诉我陈国军已委托人在香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我和他离婚的事。他告诉报界我的父母把所有细软值钱的东西席卷一空，突然离去，只给他剩下一条毛巾……我坐起来。
我怎么一下子不痛苦了？小吕再接着说我们的结婚证已登在报纸上，我看见了那张报纸的传真。上面除了结婚证外还写了许多本来没有的事。
我头脑一下子清醒了，眼睛开始明亮了。我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晴朗，突然之间我感觉解脱了。我不再欠谁的了。
光着脚跳下床找来我写的那段起诉书。三个人鼻子碰鼻子开始研究起来。半个小时以后，我在起诉书上签了字。我人生新章节的引号打开了。
很快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我的离婚案。
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
我开始同外界联络。几个摄制组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