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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的人生路线基本上是由我描画。她对我言听计从。到今天的一切证明我决策的英明。
我一边拍《北国红豆》的内景，一边打扫房间，抓紧时间筹备一下。比方说床啦、碗筷什么的。每天都不忘了偷点拍戏的道具，例如挂在墙上当装饰的大蒜、干辣椒之类的回家存起来，道具组的师傅由于跟我关系好看见了只是对我一笑。
好在我每回偷的也不算多，他的道具仓库里也还有存货。一次拍一场戏我专门设计了一个一边吵架一边斩鸡的动作，拍完这场戏我就向道具要了这只鸡回家，放在我“走穴”挣来的冰箱里。
那时我刚买了冰箱，离我的“走穴”目标还远。
妹妹、妹夫来了，陈国军也到了北京。我仍然继续从摄影棚偷能吃的东西，妹妹、妹夫上街办东西准备过年，像三只老鼠贮备粮食准备过冬。陈国军是“地下党”不能出门，于是整天在家打杂。
妹夫拍胸脯说他烧得一手好菜，我们于是把大年三十做年夜饭的光荣任务交给了他，还请了我一位朋友小郭与她的父亲作客，因为她的母亲出差去外地，剩下他俩太冷清，我便热情万丈地邀请他们说不如跟我们一起过年算了。
大年三十吃了午饭我们就开始忙碌，有的摘菜有的洗菜像几个来回乱转的“绿头苍蝇”。过不了多久小郭和她的父亲也一起来到，屋子里更加热闹非凡。
突然来了几个人要找”靖军”。靖军是我妹夫的名字。
真是稀罕，在北京会有人找靖军。“靖军——”我喊，“有人找！”
靖军系着围裙，脸上带着面粉，手上全是油污，一边问：“有人找我？”一边从厨房出来。
一看，不认识。“请你出来一趟。”靖军愣了一下。“我洗洗手。”他进厨房去洗手，解了围裙出来，跟他们到了门外。妹妹一看来客人了，也跟他们去了门外。
我们没当回事，照样忙我们的。过了一会，有三个人回来了，靖军和妹妹没有回来，那三个人说，他们是公安局的，要找靖军问话，今晚他不能回来了，你妹妹也一起去，你们先吃吧。
我赶上去问：“为什么？明天再问不行吗？”他们不回答，一个人走了出去，两个人坐了下来，开始盘问陈国军。
“你姓什么？”
“我，我姓张。”陈国军作贼心虚。
“你和他们是什么关系？”公安局的人问。
“我们是亲戚。”一提到“关系”这个敏感问题陈国军开始乱编。其实我们家根本没有姓张的。
陈国军接着画蛇添足地说他是今天刚到北京，坐的是成都到北京的×次火车等等，越说越让公安局觉得可疑，公安局不耐烦地打断他：“走，跟我们去一趟。”
我们全傻了。
眼睁睁看着公安局把他带走我们在一旁干着急，也不能解释说他叫陈国军，是长影演员，也不敢说他姓张是我的亲戚，只有什么都不说。最后公安局留下一个人在我的屋里当不受欢迎、不请自来的“客人”。
我问他这是为什么。那个公安局的什么都不回答。正好这时来了一位女朋友，她是外国籍，刚从国外回来，本来我们约好吃了饭去马克西姆餐厅玩，我气冲冲地告诉她我不能去了，因为我的妹夫被抓没有心思，我没有说被带走的还有陈国军。那位朋友立刻站在我一边破口大骂公安局，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应该不应该告诉她我身旁的这一位黑脸冻嘴的男人就是公安局留在这里的“坐探”。
那位女朋友继续骂公安局无能，乱抓好人，并且拍着胸脯说：“是谁抓的？我们想办法救他！嗨，中国反正没有法律，人快枪毙了都救得出来！”看我一直不搭话，我也不敢搭话，她只好站起身花枝招展地走了。
只剩下我和小郭、小郭父亲三个人凄凄惨惨冷冷清清地吃年夜饭，过节的喜悦消失得无影无踪。小郭的父亲说：“真倒霉。”我内疚地看看他，说不出什么话来。一年一度好不容易就这么一个春节让这件事给搅了。小郭的父亲也跟着我们不走运，真是太对不起人家了。
我们三人沉默着。没有多余的话说，他们也不好意思离开。我又没有电话，无法与人联络。就是有电话也不知怎么联络。突然响起了敲门声。连滚带爬地扑过去，打开门一看，是北影剧团的书记于素琴。
于素琴是我们剧团里威信颇高的一位领导，为人正直又和蔼可亲。一见面她就告诉我已知道这里出了事，公安局在来我家之前已和北影保卫科打过招呼，并且汪洋厂长也知道。现在她代表汪洋来看我，汪洋厂长在十分钟前打过电话给她，让我安心，好好过节。我问这是件什么事，她说是件大案，与持枪潜逃有联系。我吓了一跳，赶紧问详情谁清楚？她说可能只有保卫科清楚。我立即奔出门去找保卫科。
保卫科科长和我熟识，是一位忠于职守，兢兢业业的好人。找不到他家具体在哪一间屋，急得我不顾三七二十一放声大叫。我已管不了别人家都在吃团圆饭，人一着急就变得自私。突然看到一扇门打开，在洒出来的灯光中出现了保卫科长的人影。我冲上去连珠炮似地一通乱问，他慢条斯理地为我解答。
原来是成都铁路公安局有一个警员劫了枪打死了人，畏罪潜逃了。在那个人的宿舍里找到了他的通讯簿，在簿上有靖军的名字，成都公安局委托北京公安局追捕靖军，一方面怀疑靖军是那个人的同伙，另外看看是不是劫枪犯要暗杀中央领导逃到北京找靖军来了。“要不要紧啊？”听完后我马上问。“不知道。”保卫科长说。然后安慰了我半天，我只好怏怏地回去了。
回到屋里，妹妹和陈国军都回来了，小郭和她父亲已经走了。公安局的人也不在了。想必也已经走了，或是守在楼下也未可知？不管他在楼上或是楼下，我们已是犯人家属，先不考虑这个，立刻问情况。
妹妹说不知道去的是什么地方，一进门就被隔离审问。她被问了好多问题，比如说什么时候认识靖军的，靖军平日出不出门等等。妹妹回答说最讨厌的就是他怕冷，从不出门。问到最后公安局的人要她提高警惕，保护好姐姐，不要出其他的事。妹妹问是什么事？公安局说不能说，持枪潜逃的“二王”你知道吧？妹妹说知道。正好此时等到陈国军出来，他们一起就回来了。
陈国军和靖军则一进门便听见周围子弹上膛的声音。同样也开始单独审问。由于屁股上有屎陈国军顾左右而言他，前言不搭后语，公安局的人越看他越像坏人。还是后来陈国军自己定了定神，发现公安局其实对“生活作风”问题根本不感兴趣，才开始正式地、老实地交待了本来的情况。
“那公安局知道你是长影的陈国军了？”我问他。
“全知道了，我一切都说了。不说我出不来。”
“那怎么办呢？”我急得直跺脚，“公安局把你从我家押出去，长影立刻就会知道，说不定公安局还会通知长影呢，这一下全都露馅了！”
“那怎么办？总不能当劫枪犯同伙吧！”陈国军说。
正在纠缠不休，妹妹又在旁边哭起来了，我又赶紧去劝她，我简直是一支救火队。妹妹哭得很伤心。定神一想，可不是嘛，刚结婚就遇到这样的事，谁不心烦呢？万一靖军真是有事那怎么办？万一靖军有事妹妹又怀孕了怎么办？我都不敢往下想。
“不行就离婚算了。”只听陈国军说。
“狗屁！”我马上义正词严地指责他，“是不是你离婚离上瘾了？一个人离婚还不够吗？靖军现在生死不明，这样想是不是太不够意思了？”我像连珠炮似地把话一古脑地甩过去，新怨旧怨，长痛短痛一起发泄出来。
我们谁也没睡觉。有消息说，北影厂已闹翻天了。大家都奔走相告：“刘晓庆的妹夫被抓起来了！”“听说是反革命！”更有甚者说：“陈国军和她妹夫都是从刘晓庆的床上被抓起来的！”……
又有人敲门。公安局的人又来了。是拿靖军的牙刷、换洗衣服之类，说今晚不能回来了，我冲着他们歇斯底里大喊一通，他们根本不理我的茬，拿上东西，走了！
我赶快打发陈国军第二天一早就回东北。免得别人再发现他，事态又扩大。接着安排妹妹也赶快回成都去陪妈妈。母亲是最争强好胜的人，有这件事，在成都肯定会立即传遍，她老人家还活得了！
真是一场恶梦
又剩下我一个人了。真可谓“孤灯挑尽未成眠”。
胡思乱想了好几天，整个春节都让这件事给糟踏了。天天去保卫科打听，说是靖军已押送回成都了。
想想妹妹，想想靖军，想想陈国军，想想自己，突然开始怀疑起“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来，像我这样等着别人离婚是不是不道德？陈国军究竟离不离得了婚？我是需要他还是爱他？我是不是一定跟他结婚呢？会不会到他离婚的那一天我已经老了，一切都失去意义了？……
突然之间心灰意冷，觉得自己这条路是走错了。原以为世界是公平竞争，自由选择，扯蛋！根本谈不到。每个人都在管你，处处都是束缚，结婚只能靠“蒙”，好的坏的都得撞大运，撞到什么是什么。也许认命还好一些，不认命吧？就像我这样，弄个遍体鳞伤还没结果，就是有结果了也没劲了。
想到几年来自己过的寒冷孤独凄清的日子实在是不堪回首。我感到自己的承受力已到极限，我不想再继续下去了。
穿过人们的指指点点，走在北影厂内，我开始玩世不恭。不想对任何人负责任，只企望任何人也别跟我太认真。
我开始与别的男性交往，可是我不想结婚。我发现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男人都是有妇之夫，至少百分之九十的家庭是“维持会”。他们只是因为这个那个不得已的原因不能离婚或是不敢离婚，我对这个社会在道貌岸然的面纱下的虚伪、肮脏感到厌恶。
你可以有第三者，你可以有婚外恋，可是你不可以正大光明地离婚。你偷偷摸摸人们管不着，只要你离婚全体都要来制约你。
我有一位朋友，他与妻子感情不好，几十年来一直在打离婚，后来终于双方同意了，在办离婚手续的时候妇联出来干涉，她们不同意。
还有好多两口子，经过长时间的马拉松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双方都要离婚，可是单位领导不同意，不给开离婚介绍信。结果最终也没有离成，痛苦一辈子。
我给陈国军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谢谢他的真心，只是我觉得这件事太难了，况且我们也不合适之类，让他别再来找我，千万别再离婚了，我们的事情就到此为止。把信发出去以后，就好像已经把陈国军这一页翻过去了，心里倒确实是轻松了好多。
接到信第二天陈国军就到了北京。我们又去约好的地点谈话，他表现得很平静。我把我的观点、想法全都谈了出来，我坚决地告诉他别再费劲了，尽管我们有过历尽坎坷现在仍然不失美好的过去。陈国军问我是不是有了别的男朋友？我说没有。不是我撒谎，而是我确实不算有男朋友，我根本不想结婚，我也不想告诉他再惹别的风波。更主要的是，我不是为他和陈国军断绝来往的。
陈国军走了。眼看着他的身影一步步消失在视野之外，说不出是什么感觉。只是对他的平静我很惊讶。原本以为他会大闹一场，没想到如此顺利，那就好那就好。真是谢天谢地。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在当天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