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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铸（1052—1125）字方回，自号庆湖遗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外戚之家，个性倔强，不阿附权贵，喜论天下大事。因长身耸目，面色铁青，人称贺鬼头。他能诗善文，尤长于词。他的词紧紧追随苏轼，内容、风格丰富多样，兼有豪放、婉约二派之长，长于锤炼语言并善于化用前人成句，用韵严格，富有节奏感和音乐美。其描绘春花秋月之作意境高旷，语言浓丽哀婉。其爱国忧时之作悲壮激昂，境界奔放阔大。其词以《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鹧鸪天…半死桐》、《芳心苦》（杨柳回塘）、《六州歌头》（少年侠气）等最著名。《青玉案》是他的压卷之作，因“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一节，贺铸在当时就获得“贺梅子”的雅号。著名诗人黄庭坚曾亲手抄录这首词放在案头，把玩吟咏，同时还写了一首小诗寄给贺铸，对这首词给予很高评价：“解道当年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贺铸7岁学诗，诗作总数多达数千首，数量之巨远过于词，其诗名为词名所掩。
北宋后期最重要的词人是周邦彦。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年时博涉百家之书，为人落拓不羁。二十四岁时入太学读书，因献《汴都赋》升太学正。后仕途屡遭贬斥，曾任提举大晟府。他博学多才，精通音律，曾整理各种曲调，创制许多新调，进一步丰富了词的格律和形式，对词乐的发展贡献很大。其诗文俱佳，尤精作词，是北宋末期的词坛领袖。他的词题材狭窄，内容多为风月恋情、怀古羁旅、别愁离恨、咏物抒怀之类。他讲究章法布局，极端重视词与音乐的配合，使词律进一步规范化、精密化。其词格律谨严，音律谐美，追求典丽，为后世格律派词人所宗。代表作有《兰陵王…柳》、《瑞龙吟》（章台路）、《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和《六丑…蔷薇谢后作》等。周邦彦虽然在词的题材和内容方面没有新的开拓，但他在词的艺术形式、语言技巧方面是又一个集大成者，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宋时期的词人姜夔、吴文英、周密、张炎等都十分推重周邦彦。直到清代的“常州词派”还奉他为学词的典范。
北宋末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首列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以下还有韩驹、潘大临等二十多人，“江西诗派”从此确立。江西诗派是在黄庭坚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这一诗人群体具有前所未有的较为严格的宗派色彩，他们都以学杜相号召，不仅在诗学观点和写作风格上大体一致，而且多数成员确实相互联系切磋，并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诗派最主要的特征是在语言技巧方面“以故为新”，讲求“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讲究用典，生新瘦硬，是宋代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由于他们没有很好地继承杜甫忧国忧民的精神，而仅仅片面强调他在句法、用事等方面的艺术技巧，因此就愈来愈走向形式主义的道路。“江西诗派”在北宋末至南宋初风靡一时，杨万里、陆游、姜夔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艺术上受其影响。其余波一直持续到晚清的“宋诗派”。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女诗人，至少表明当时中上层社会的女子能够接受良好的诗歌教育。北宋诗人魏泰《临汉隐居诗话》称：“近世妇女多能诗，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最众。”他称赞王安石的妻子吴氏、妹妹（张奎妻）、女儿（吴安持妻）、侄女（刘天保妻）能文工诗，佳句颇多，“皆脱洒可喜”。司马光曾说：“今人或教女子以作诗歌，执俗乐，殊非所宜也。”也证明了这一点。可惜的是，当时这些女诗人的作品大多不传世。北宋出现了著名女诗人魏夫人、朱淑真等。
魏夫人，即曾布妻魏氏，襄阳（今湖北襄樊）人。名字及生卒年均不详，生平亦无可考。其文学创作在宋代颇负盛名，朱熹甚至将她与李清照并称。她的词多写离情别绪，如《菩萨蛮》之一：“东风已绿瀛洲草，画楼帘卷清霜晓。清绝比湖梅，花开未满枝。长天音信断，又见南归雁。何处是离愁，长安明月楼。”其笔下的离愁别恨表现得颇为深沉真切。其存世作品只有诗《虞美人草行》1首，词10余首。其弟魏泰，著有《临汉隐居诗话》等。
朱淑真号幽栖居士。其籍贯身世，历来说法不一。她生活于北宋末期，南宋初年尚在世。她出生于仕宦家庭，幼时颖慧，博通经史，能文善画，精晓音律，尤工诗词，素有才女之称。相传因遇人不淑，婚后生活很不如意，抑郁而终。其作品为其父母焚毁，后人将其流传于世的诗词辑成《断肠集》2卷、《断肠词》1卷，因辗转相传，版本很多。其诗词多抒写个人爱情生活，早期笔调明快，文词清婉，情致缠绵；后期则忧愁郁闷，颇多幽怨之音，流于感伤，艺术成就颇高。如《菩萨蛮…木樨》：“也无梅柳新标格，也无桃李妖娆色。一味恼人香，群花争敢当。情知天上种，飘落深岩洞。不管月宫寒，将枝比并看。”
女词人聂胜琼有一首词《鹧鸪天…寄李之问》：“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阳关曲，别个人人第几程。寻好梦，梦难成。有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这首词写离别相思之情，颇为感人。
1126年，金兵大举南侵，河南阳武（今河南省原阳县）县令蒋兴祖以身殉国，其女被金人掳走。蒋氏在雄州驿馆墙壁上题了一首词《减字木兰花…题雄州驿》：“朝云横渡，辘辘车声如水去。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飞鸿过也，百结愁肠无昼夜。渐进燕山，回首乡关归路难。”女词人心怀凄恻，悲怨情深，充满感伤身世、眷恋故乡的情感。
北宋继承唐代教育制度，也特设童子科，作为考试科目之一，又称“童子举”。《宋史…选举志一》载：“宋之科目……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童子科年龄限在15岁以下，科考的主要内容即是背诵经书。要获得神童称号，应试者必须至少将《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论语》、《孟子》等“七经”约28万字的儒家经典熟读成诵，其中《毛诗》39000余字。《宋史…选举志二》载：“凡童十五岁以下，能通经作诗赋，州升诸朝，而天子亲试之。其命官、免举无常格。”“本朝童子以文称者，杨亿、宋绶、晏殊、李淑，后皆为贤宰相、名侍从。”
杨亿（974—1021）是北宋初期以早慧知名的诗人，从小就受到较好的教育。《宋史…杨亿传》载：“（杨亿）能言，母以小经口授，随即成诵。七岁，能属文，对客谈论，有老成风。雍熙初，年十一，太宗闻其名，诏江南转运使张去华就试词艺，送阙下。连三日得对，试诗赋五篇，下笔立成。太宗深加赏异，命内侍都知王仁睿送至中书，又赋诗一章，宰相惊其俊异，削章为贺。……即授秘书省正字，特赐袍笏。俄丁外艰，服除，会从祖徽之知许州，亿往依焉。务学，昼夜不息”。“亿天性颖悟，自幼及终，不离翰墨。文格雄健，才思敏捷，略不凝滞，对客谈笑，挥翰不辍。精密有规裁，善细字起草，一幅数千言，不加点窜，当时学者，翕然宗之。”宋真宗时期，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首的馆阁诗人效仿李商隐的诗风，大量写作雕琢用典、铺陈词藻、属对精工、深婉绮丽的诗篇，彼此唱和应酬。杨亿把这些诗作编为《西昆酬唱集》后，这种被称为“西昆体”的诗风进一步在社会中盛行，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
宋绶（991—1041）是北宋文学家、书法家，自幼就受到良好教育，其外祖父杨徽之是宋初名儒，其母杨氏也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宋史…宋绶传》载：“绶幼聪警，额有奇骨，为外祖杨徽之所器爱。徽之无子，家藏书悉与绶。绶母亦知书，每躬自训教，以故博通经史百家，文章为一时所尚。”他曾辑录《岁时杂咏》共二十卷，收汉魏至隋唐诗1500余首。
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文以载道”的思想在宋代文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经过先后三次兴学后，官学、私学、书院等三类学校的学科门类增多，课程内容也更加丰富实用。由于统治者对文化的重视和对文人的优待，大批知识分子人除了一部分“学而优则仕”外，教授私学成为他们的谋生方式，因此，宋代的私学更加兴盛和普及，而私学往往集中于蒙学阶段。与前代相比，宋代的蒙学教育更加发达，当时的小学、乡学、村学、义学、家塾等十分普遍。宋代蒙学有较完备的蒙学教材体系，包括《千字文》、《蒙求》、《百家姓》、《十七史蒙求》、《神童诗》等。其中，《百家姓》、《神童诗》是北宋时期出现的两种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的蒙学读本。蒙学诗歌教材中最著名的是《神童诗》。《百家姓》在形式上具备了诗歌的特点，可以看作是诗歌类教材。
北宋初年问世的《百家姓》是我国流行时间较长、流传范围很广的一种蒙学识字教材，它将约500个常用姓氏编成四字一句的韵文，形式上很像一首四言诗，基本上包括了当时的常用汉字。虽然其内容缺乏文理，但编排合理，句式整齐，隔句押韵，读来顺口，易学好记。如：“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诸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孔曹严华，金魏陶姜；戚谢邹喻，柏水窦章；云苏潘葛，奚范彭郎……”据南宋学者王明清考证，《百家姓》的作者是钱塘（杭州）的一个儒生，前几个姓氏的排列大有讲究，如赵是指赵宋，既然是国君的姓，理应为首；其次是钱姓，钱是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王的姓氏；孙为当时吴越国王钱俶的正妃之姓；李为南唐国王李氏等等。《百家姓》的成书和普及要早于《三字经》。《百家姓》与《千字文》、《三字经》相配合，成为我国古代蒙学中的固定教材，影响深远，至今仍在流传。明代有《皇明百家姓》，清代有《御制百家姓》，但都流传不远。
《十七史蒙求》的作者是北宋时期名扬江淮地区的著名诗人王令。王令（1032—1059）字逢源，原籍元城（今河北大名）；5岁丧父母，随其叔祖居广陵（今江苏扬州），刻苦读书。十七岁就自立门户，在天长、高邮等地以做私塾先生为生，素有治国安民之志，年仅二十八岁便在贫病交加之中辞世。王令是一位颇有才华的青年诗人，在短暂的十余年里就写出了70多篇散文和480多首诗，由其外孙吴说编为《广陵集》。他的诗多是酬答唱和之作，主要叙述了自己的志向与人生态度及四处奔波的苦难生活。他同情百姓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