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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往日回首真相（4）
我下了床，找出一张名片，在背面写上那家酒店的电话和名字，递给她：“明天晚上你就去面试吧，和老板娘说是我的朋友。”她接过来放进衣服口袋里：“那我先走了。”
她重新穿好衣服：“你呢？”
“我在这里歇一会儿。”我轻拍了她后背一下，“保重自己，好妹妹。”
“谢谢你。”她又朝我一笑。
等她走后，我给楼下的管理室打了个电话，把房间原定的两小时休息改成过夜。然后又给久美子打电话，告诉她我今晚不回家。我躺在床上，望着屋顶的壁纸，在这个八年前就熟稔了的屋子里回顾自己的历程。我知道我很累，精神很累。
和各种人物打交道都要戴上面具真累，日子久了，我甚至都忘记了原来的自己。久美子对我的疏忽也让我越来越感到失落，而我却没有办法改变她，因为我觉得我抢不走她对儿子的那份母爱。同时，我的潜意识里出现了愈发浓重的不安。方才我给那女孩子讲的“安全第一”的原则，其实也是告诫我自己的。在歌舞伎町，中国偷渡客、韩国皮条客对我缺乏友善态度、甚至怀有敌意的人日渐增多。为了守住我多年汗水换来的“地盘”，我每时每刻都不敢松一口气。我的靠山，铃木最近好像也慢慢失去了他的能力。有时，当我向他提出需要帮助时，却被他以繁忙为借口推脱。歌舞伎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搅乱了他往日的宁静，也冲淡了他的威风。铃木在那些外国“同道”面前常常无所适从，这也难怪，一般的日本黑社会分子也不得不承认中国、韩国的“道上兄弟”心肠更狠，他们可以一言不和就演变成要人性命的决斗。但是，钱依旧不能少了铃木的。一到他缺钱的时候，就会冒出来，到我的面前或主动打电话给我，找出种种理由，索要去一两万日元。
这样下去可不行！我现在能让自己生存下去的“事业”也许终有一天会被别人占领的。而我一旦失去了这块赖以生存的“地盘”，那我就会被彻底打败，走投无路。我终于明白，即使我前一段不自知，但不安全感却一直悄悄盘踞于脑中。
次日晚上，我接到了北京女孩的电话。她说已经去过那家酒店，老板娘同意她留下来。她再次向我道谢，我说不客气。她最后说了一句：“我看你也有挺多心事，你也要多保重。”
有很多人善于开导别人，但对自己的类似困难却手足无措。现在看来，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为了逃避那股潜意识中的不安，我竟然陷入到赌博的漩涡当中去了。
我开始频繁地踏进中央大街上的一家扒金库赌博店。来日本八年，我没进去过几次，尽管当初范勇他们多次拉我入伙，也教会了我基本的操作方法，我却从来都没有对那玩意儿感兴趣过。但现在则不然。我把那里当做了一个缓解精神压力的所在，渐渐地一发而不可收拾。那里的机器嘈杂声如同工厂的大厅，但是它确实吸引了无数心灵上空虚、忧虑、烦恼的男男女女，我在电视上看到还有年轻的母亲为了去赌博，导致自己的婴儿被活活闷死。
对于范勇那批人来说，扒金库如同提款机；可是对于一般的赌博者，扒金库是个吸钱机器。当时我虽然预感到自己是在送钱，但我自以为自己的收入仍然保持在高峰状态，所以，便不吝惜地挥霍在赌博游戏中。
第一天输五六万日元，很快上涨到一天十几万、二十万日元，运气差的时候，多少钱也是一会儿就输光了。当然，一天赢上几十万的情况也有，我的最好记录是有一天始终福星高照，赢了二十七万日元。但总的结果算下来，自然还是输的金额要多得多。手上的钱输完了，我又开始用久美子和儿子户头上的钱。结果，从1996年开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在扒金库赌博店里共输掉了总额超过两千多万日元的巨款，那就相当于一辆豪华的奔驰600。如今反省，我简直太糊涂了，可人性就是有这样的弱点。还好，在那期间，我每个月交给妻子的七八十万日元的生活费从来没有少过，这是唯一令我感到安慰的事情。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也绝不能让妻子和儿子为生计发愁。当然，妻子和儿子的存在，从很大程度上阻止了我继续堕落。
就在我终于决定不再继续去赌下去之前，在那家扒金库赌场，我认识了上海人托尼。
他在那家赌场里当店员。本来由于使用假卡的中国人犯罪猖獗，好多扒金库赌场都在门前贴上了“中国人禁止入内”的告示。但随着机器性能和防范设备的更新，原来很容易的作弊变得越来越难，随着东京等大城市的中国犯罪团伙急剧减少，扒金库赌场对中国人的戒备就不那么严重了。更主要的是，在新宿附近，从事色情、餐饮等行业的中国人人数大增，钱
来得容易，好多人又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于是，歌舞伎町的多家扒金库赌场不但撤去了拒绝中国人入内的拒绝招牌，反倒雇用了一些中国人做服务员，以便照顾那些有钱但日语不流畅的中国顾客。托尼就是其中之一。
第四部分：往日回首真相（5）
托尼是上海人，从外表上看，是那种江南风格的敦厚而文静的男人。至于他为什么叫托尼，据说是因为他长得有点像香港演员梁朝伟。他的日本同事中，有个家伙是香港电影的狂热影迷，是他发现了这点。托尼本来的中文名字用日语读起来很拗口，那个影迷就用梁朝伟的英文名字托尼来称呼他。时间久了，大家都这么称呼他，托尼就成了他的新名字。我留意过他，发现他留起唇上的胡子，真的有点像梁朝伟，神色温和，令人感到亲切。和他说过几次话之后，我又知道他和我同龄，便觉得更加投缘。
有一天，我像往常那样正陶醉在游戏当中，托尼过来更换我面前的烟灰缸。他突然附在我耳旁轻声说：
“挣钱不容易，省着点花吧！在外国没钱花的日子可不是滋味。你继续这样下去，很容易走向犯罪的。”
托尼和我一样，是1988年留学来日本的。别看他表面斯文，据说年轻时脾气非常暴躁，因为打架伤了人，还在国内受过短期的刑罚。他后来还对我讲了他在日本这几年的经历：来日本的第一年，他在学校认真地上学，可是到了第二年，打工挣的钱交了学费之后，又变成了零资产。而他还有个喜欢听音乐的爱好，主要是英文老歌，他宁肯削减自己的生活费，也要省些钱去买唱片。如此一来，他的生活相当拮据。最后，他终于决定放弃学业，全力赚钱。学生签证过期后，他变成了黑户口，在建筑工地等处拼命打工。
我曾问过他：“真有点不可思议，这么多年，你都一直这么辛苦的打工，没想到做什么坏事？那样的话，挣钱不是更容易吗？”
他依旧温和地笑着回答我：“钱这东西，当然是想多挣，但我还真的不想发不义之财。我的那些上海同乡看到我在工地上卖苦力，都骂我无能，让我多动动脑子。他们要么靠在扒金库赌场里做手脚发财，要么靠偷东西、卖贼货。结果呢，我认识的说这些话的家伙，一共六个人，四个因为做坏事被抓住遣送回国了，两个在监狱里服刑。赚了钱又能如何？在牢里怎么花？我本来是个黑户口，风险就大，再去做那些犯法的事，风险更加大。我觉得划不来，还是老老实实打工为好。”
我笑着说他不像上海人，因为我熟悉的几个上海人有两个特点，一是小算盘打得精明，二是有强烈的物质贪欲。不过，经过一段的交往，我心里却生出一种直觉：这个人应该值得信赖。如果我真的需要找一个在歌舞伎町街头导游的帮手，托尼会是我的第一选择。
几天后，我在托尼午间休息之前来到扒金库店里，约他到咖啡馆“上高地”谈谈。落座后，他扭扭捏捏地说：
“我要一杯免费的冰水就行了！”
我非常理解，他现在的工作每小时的工资只有八百日元。要让他付一杯五百日元的咖啡，他肯定觉得太奢侈。
“不要担心付账的事情，是我约你来的，当然应该由我来请客。你想点什么就点什么！不要客气。来份三明治怎么样？或者来份意大利面条？”
我约他就是想和他谈入伙的事。我已经觉得自己的这份工作依靠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了。像我这样拉客的韩国人、黑人，在歌舞伎町越来越多，他们的足迹已经从新宿大剧院后面扩展到区役所大街。这样下去，很快就会蚕食甚至冲垮我的“地盘”。有很多时候，我眼睁睁地看着几十米以外的客人被他们拦住，而我则失去了一笔潜在的财源。我想和托尼商量，问他是不是愿意和我一起干。
然而，还没有等我说话，托尼却先开了口：“我正有事求你。我现在挣得太少，仅仅够维持自己的生活，连给上海的家里寄钱都做不到。我想找份挣钱多点的工作，又肯定不想做犯罪的坏事。所以我想，不知道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干？”
不用说，我当然一口答应了他的请求。
“我正准备戒赌了，必须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你要是能帮我一起做，那就太好了，我还正准备拜托你呢！”
第四部分：往日回首真相（6）
从此，我不再是单枪匹马地孤军作战了，我有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
托尼比我想象得还要能干。他不是那种靠花言巧语招徕顾客的人，而是凭着他身上流露出的那种沉稳和可信，让客人感到放心，愿意去他介绍的店铺。他的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第一个月，他挣了十万日元，第二个月达到了二十万，第三个月以后，他就可以每个月挣到三十万日元以上的收入了。
我很快又感觉到，只有托尼一个帮手是不够的。从区役所大街到西武新宿车站前大街，歌舞伎町有五条纵向的大街，还有十几条横向的小道，在这些如同棋盘般纵横交错的路面上，是一座座面貌各异的建筑。我和托尼虽然在其间占据了两个要冲式的位置，但毕竟是视野有限，由于担心错过客人又不敢随意走动，顾此失彼的情形依旧存在。
于是，我和托尼商量了一下，决定在中文报纸上登个招募帮手的广告。广告的内容是募集在歌舞伎町工作的导游，反响之好远远出乎我的意料。不过，很多人误会了我所说的“导游”的概念，当我在电话里把工作的性质大致说清楚之后，百分之八十的人打了退堂鼓。剩下的愿意尝试的人，首先要经过我和托尼的面试。但在三天之内，我们见了十几个人，感觉都不大合适：有的刚来日本，对此地的基本情况一无所知，有的阅历上没问题，但给人的感觉是太世故圆滑，不那么忠厚可靠。我的原则还是宁缺毋滥，因为招来的人要每天和自己并肩协同，假如不够稳妥踏实，不但不会为我加分添彩，反而会带来损害。
日本进入梅雨季节了。每天的二十四小时里，有时小雨会连续半天的，即使在暂停的时段，空气的湿度也很大，仿佛总是淋湿后未能晒干的感觉。站在街头的我，手里还要多一把雨伞。但即使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