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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恋爱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在的人们难以理解，在1992年之前，一个传呼机值两千多，甚至要托关系才能买到。它是一个男人身份的象征，是一个男人正在干大事的标志，和两年之后的砖头手机一样，有同样重要的现实意义和象征意义。
传呼机别在腰上，别人不一定看得出来，我们谈业务之前，通常都会事先安排一个同事或朋友在某点某刻呼我一下，关键时候“嘟嘟嘟”地响起来，我们便在客户面前得意地拿起电话，装模做样地说一大堆，电话里说的全是百万以上的大生意，诸如：“那20辆丰田车赶快发过来”、“你先打一百万过来，那几十吨钢材已经发货了…”
其实那个时候，全国人民有90％的人都在作汽车生意，剩下9％都在做钢材。包括大街上卖菜的太婆在内，每个人手上都有几十辆进口轿车或者几十吨螺纹钢正等着出手，价钱都低得吓死人。当然，最后还有1％的聪明人在搞策划，策划的都是大生意，比如给月球的内外墙粉刷涂料、给长江加一个锅盖、开发飞机转弯灯、生产火车轮胎等等国际化的大买卖。
但接到传呼后，在电话里说这些事可信度更高，当场就可以把男人们镇住，让女人们慧眼识英雄。
长期以来，我们就有以物取人的习惯，以前的说法是“红鸡婆，绿鸡婆，青春献给大摩托。”90年代初有些县份上也说：“小母鸡，骚母鸡，青春献给传呼机。”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因为正是这个传呼机，周家梅才能在一个关键时刻和我联系上。
星期四下午周家梅没有上课，我们一起给王建南饯行，吃过晚饭后，我和她一起去火车北站送他去北京。
吃晚饭时，我发现周家梅和往常大不一样，有时温柔体贴，有时娇嗔可爱，让我莫名其妙、魂不守舍。一路上，我的传呼机不失时机地响了好几次，我在电话里谈的话题全是中国经济领域、以及文学艺术领域的重大事件，让周家梅崇拜不已。我差点异想天开给美国总统布什回个传呼，谈一谈海湾战争的善后事宜。
送别了王建南，我和周家梅走出了火车站。已经没有公交车了，我和她沿着府南河往九眼桥慢慢地走。那是我们一生中最甜蜜的一段路，这时，我们已经像一对真正的恋人了，也许外表还不算特别般配。她紧紧依偎着我，白衣黑裙步履蹁跹，一路上让很多英俊的成都街娃侧目而视、愤恨不平。
到了九眼桥我们又走向师大，因为她明天有课，不能住在我家。从晚上10点走到凌晨2点，我们完全没有丝毫的倦意。
在她宿舍楼下，我们难舍难分，有好几次她从楼厅里跑出来，我胡乱地把她抱住，她说，明天下午一定要来接她。她上楼不久，523的窗台上就出现了一个身影。我也没有走开，站在她楼下，看着她的身影靠在窗台边上，再摸一摸我胸口上被她泪水打湿的衬衣，我也流下了不知道是激动、还是忧伤的泪水。
这是我长大以来，平生第一次为女人流泪。
成都粉子（44）
当年那种恋爱的感觉如今再也没有体会过。那天，我走出师大的校门，沿着沙河走回家里，一路上又是激动万分、又是偷笑不已。
第二天11点我才起床，想起要到肖家村福利印刷厂取锌版回公司，我牙也没刷就骑上车。在印刷厂和生产科长吃了午饭，喝了二两跟斗酒，回到公司已是下午3点。
来回穿越了大半个城市，一想起即将见到周家梅，我又兴奋又疲惫，没等下班，我骑上车飞驰电挚地往师大赶去，我把脚踏板蹬得像风车一样，九眼桥，到了，沙河大桥，到了…我知道周家梅正在宿舍等我，她一定和我一样焦急万分。师大，到了！到她宿舍楼下，已是下午四点。
“523的周家梅，有人找！523的周小姐，有人找！”
宿舍楼的大妈已经喊了十几遍，还是没有回音，今天这位大妈显得特别残忍，她说：“肯定不在，中午就没见回来，我认得她，个子高高、秀秀气气的嘛！”
“她可能串门去了，麻烦你喊一下524。”
我不相信昨天的信誓旦旦，过了一夜周家梅就反悔了。
我像一只被猫追昏了的老鼠，在校园里到处乱窜，希望在某个角落发现她的身影。图书馆，没有！自习楼，没有！
天黑了，我走出校门，在前几次约会的山坡上，我坐在那里悲悲啼啼、长吁短叹。回到家里，我拿出了王建南留下的情诗。我现在觉得，每一首情诗都不是他写给沈秋的，而是写给我和周家梅的。
仔细回想和她一起的分分秒秒，我觉得周家梅没有理由这样做，会不会是出了意外，我把传呼机放在桌上。昨天我才教会她使用这种“先进机器”，当时，她像小学生背乘法表一样，把我的号码背了万多遍。
传呼终于响了！一看是4字头号码，我冲出门、骑上车，穿过崎岖的小路，掠过半人高的野草，快到双桥子才找到一部公用电话。
接电话的不是周家梅，一个女孩的声音说：“我是家梅的同学小冯，她下午生病住院了，还在高烧，让我跟你说一下”
原来周家梅生病了，她现在还在校医院输液。
我赶到师大，在空空荡荡的校医院住院房，我见到病床上的周家梅时，我们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后来知道，她中午下课时感觉有点支撑不住，到校医院一查高烧39度。于是马上住院，同学都不知道。那个年代电话稀少，直到晚上医生才给同宿舍的小冯联系上。
我想也许是昨天从火车站走回学校太疲劳，也可能最近两周我对她纠缠得太厉害，所以她才落下病来。当时我还不明白，如果一个男人追女人把她追出病来的时候，基本上就大功告成了，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泡妞经验都证明了这个规律。
病中的女人更有一番弱不胜娇的风韵，同学走了之后，正是我大献殷勤的时机。我这样构思：先弄一点水果，深夜照护她的时候为她削水果，由于我太疲劳打瞌睡，以至于水果刀把我额头划破，第二天清晨周家梅睡来时，看见我额头上的鲜血，顿时感动得算了，这深更半夜哪里去买水果！
小楼外，春雨又下了，周家梅的烧也退得差不多了。
我问她想吃什么，她说什么都不想要，她现在最想听我读诗，就读写给她的第一首情诗。
“读诗？”我张大了嘴巴。
我说没带在身上。周家梅说，都是你写的，你应该背得下来。
成都粉子（45）
我怎么背得下来？全是TMD王建南写给沈秋的。写的内容我大体上还明白一二，但要我背出完整的一句，我也做不到。
此时，我头上冷汗直冒，看起来比周家梅更像是一个病人。
“你是不是也病了？”周家梅把手放在我额头上，很关切地问。
我说没有，这时我灵机一动，对她说我上一趟厕所先，回头再慢慢读给她听。
一走出病房，我马上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向南面的“外专招待所”。一进招待所，我闪电般地冲向了总服务台，在电话旁我紧急刹车，拨通了王建南在北京朋友家的号码。
谢天谢地，王建南果然正在和朋友下棋。
一边听着王建南的口述，我一边记了下来，又马上飞叉叉地跑回医院。
回到周家梅的病床前，她问我头上怎么有这么多汗水。我只好说最近有点拉肚子。
扶她在床上坐了起来后，我开始给她读诗：
我眼前浮现遥远的岁月
嘉陵江水静静地流淌
江岸的渔火 是天上散落的繁星
昏黄的灯光 映照她秀丽的脸庞…
女人就会折磨人，其实，刚才我根本用不着跑来跑去，这些诗周家梅全部记得。我刚读完第一句，她就低声和我一起读了起来。读完后，她把头靠在我胸前说：“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看着周家梅一副幸福的样子，我清楚地意识到，她已经是我的女人了，当时我很想对她说：“到了明天晚上，你可能更幸福！”
其实不用等到明天晚上，凌晨过后，周家梅就在半推半就中，在半是慌乱半是激动中，就在医院的病床上，把第一次交给了我…
此时，小楼外一夜春雨，我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爱情。
事后我知道，整个春天追求她的男人加起来不下一个班，用周家梅的话来说，我当然不是其中最优秀的，但却是其中纠缠得最久、也最赖皮的一个。从四月到六月，从诅咒发誓到一首又一首情诗，正所谓“美女怕缠夫”，事至今日，我还是不知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我已经知道，鲜花是怎样插上牛粪的。
后来，周家梅常常半是抱怨、半是娇嗔地说：“向东，你这个大流氓！趁人之危，在病床上就把人家奸污了。”
这与实际情况略有不符，记得那次事后，我抱着她气喘吁吁地说：“你不是对医生说过，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吗？怎么刚才力气这么大。”
第二天下午，周家梅出院了，我把她搭在自行车后座上，一路上春风得意，慢悠悠的向家里骑去。周家梅在路上说：“现在你就像猪八戒背媳妇。”
那一年的暮春，成都在我眼里绚丽无比。接下来的两天两夜，在我的破屋里，除了上卫生间，我们几乎没有下过床。睡饿了就吃点饼干、方便面，做爱做累了就继续睡。
每一次冲动之后高潮之前，硬起来之后软下去之前，我们都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把我们分开。
很显然我们太幼稚，能把一对恋人分开的理由实在太多，有些理由甚至我至今也想不明白，比如王建南和沈秋。
对我和周家梅来说，我们也将遭遇到感情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风风雨雨。
成都粉子（46）
周家梅放暑假了，她抗不住父母的催促，回到了重庆。
周家梅离开成都的两个星期里，我纵然欲火如焚，也守身如玉，对大街上的美女不屑一顾。直到现在我还很佩服当年的定力和忠诚，不像我们同居后不久，她出一趟差我就按捺不住，一看见粉子就打算守身如瓦。
她走的时候我们商量，我们恋爱的事暂时不要告诉双方家长，等她毕业之后，等我的事业有点起色之后再说。
但事与原违，那天她也按捺不住，给我打了一个传呼。
当时我正在猛追湾游泳，提上裤子我才发现周家梅打了传呼。回电过去的时候，她已不在电话旁，接电话的是一个声音威严的中年男人，正是她的父亲。
事后周家梅告诉我，她没有交待全部“犯罪事实”，她说：“要是我妈知道了我们已同居奸淫，一定会把我撕烂了，扔到嘉陵江喂鱼。”
她说后面一句话是她母亲的原话。
周家梅出身在一个传统的干部家庭里，尤其他父亲，作为一个有一定职权的政府官员，绝不容许自己的女儿和一个脱离了组织、没有正当职业的男人在一起“鬼混”。“下海”，对于当时的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相当遥远的概念。
周家梅只好说，回成都后再也不和我交往，毕业后一回重庆就不和我有任何联系。
但那个年代很多家庭的父母都有偷看女儿日记的习惯，在她的日记本中，母亲发现了夹着的几页纸，正是我 “抄”给她的情诗。
这时候她再怎么抵赖也没有用，周家梅只好交待我们的恋爱事实。她承认，我们的确“拉过两下手”，然后她在父母面前哀求，说我明年可以考研究生，可以通过她父亲的关系从汶川调我到重庆工作。
但他父亲仔细看了看这些情诗后，更是勃然大怒、火冒三丈，他说：“一个男人的书法写得这么臭，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男人。”
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