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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内部民族间互相斗争时，总有一方较强而另一方较弱，一方面是正义的而另一方面是非正义的，因而也就必有一方是压迫人的而另一方是受人压迫的。单就十二世纪初期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贵族和契丹族之间相互斗争的事例来说：当时的女真族是处在辽王朝契丹贵族统治之下的，它在政治方面既受到辽王朝的压迫，在经济方面也受到辽王朝的残酷剥削。从1114年以来，女真族人民就在完颜部的酋长阿骨打的领导下，起而反抗辽王朝的统治，先后用了**年的时间，就把辽王朝所属的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中京大定府、西京云中府、南京析津府全部攻占，把辽政权全部摧毁。这一场进行了十来年的战争，虽然是由女真族完颜部的酋长发动和挑起的，但却是因契丹族统治者长期以来对女真族进行的严酷压榨而引起的，是女真族为解除来自契丹族这一“外来民族的”压迫剥削而采取的反抗手段，一句话，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从而领导了这次战争，而且取得了一个胜利接连一个胜利的阿骨打，他的斗争既符合了女真族全体人民的利益，且又不是以损害契丹族人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应称完颜阿骨打为民族英雄。不只是属于女真族这一狭隘范围内的民族英雄，而且是属于全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阿骨打在把辽王朝灭掉之后，并没有把兵锋转向北宋王朝的打算。但他的弟弟吴乞买于1123年继位，并于1125年把逃往西北地区的辽的末代皇帝捉获之后，在没有受到北宋王朝任何触犯的情况下，却无端寻衅，举兵南犯，在既已把北宋王朝灭掉之后而仍不肯罢休，这很明显地是一种不义之战。而代表了宋方的全体人民的愿望，为卫护汉族地区已经高度发展的封建的生产方式及其精神文明，起而以武装抵抗女真的铁骑，阻止其蹂躏破坏，以求避免整个社会被拉向倒退浩劫的人物，像岳飞其人，同样是理所当然地应被称为民族英雄。也同样，不只是属于汉族的民族英雄，而是属于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民族英雄。
有人认为，即使承认南宋军民抗击女真铁骑的斗争是正义性的，即使承认领导了这次战争的著名将领岳飞为民族英雄，但也只能承认他是汉族历史上的一个民族英雄，汉族以外的各族，特别是受到他的抵抗和打击的女真族，是不能承认他为民族英雄的。这也就是说，岳飞并不是属于全中华民族的英雄。
我以为这一论点是很值得商榷的。
自从女真的军事贵族率领铁骑南侵宋境之日始，岳飞即投身于抗击南侵军的斗争当中，并从此确定了以抗击女真铁骑，洗雪国家仇耻作为他的职志。通过他后半生的实践，更确实证明了，他从立定这一职志以来，就一直念兹在兹地，为求实现他的这一职志，而始终笃实英勇地置身于抗金斗争的最前线，尽最大的努力以抵御女真兵马的南进，及其在进军途程中的掠夺和屠杀，以求使东南半壁的各族人民尽可能免遭蹂躏和涂炭。这说明，岳飞对于保卫高度发展的封建的生产方式，封建的精神文明和文化，都是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这种种，固然符合了广大汉族人民的利益，而对于女真族人民（更不用说其他族的人民了）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来说，也是不会发生任何损害作用的。这就等于说，他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确实提供了大量的积极因素，把他称做中华民族的英雄，他的的确确是当之无愧的。
三、论岳飞的“精忠报国”
（1）
《宋史》卷三八○《何铸传》记有一事说：
秦桧力主和议，大将岳飞有战功，金人所深忌。桧恶其异己，欲除之，胁飞故将王贵上变，逮飞系大理狱。先命铸鞫之。铸引飞至庭，诘其反状，飞袒而示之背，背有旧刺“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
我以为，这段记载基本上是可信的，也就是，在岳飞的后背上，确实是刺写了“尽忠报国”四个大字。这四个大字，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刺写在岳飞的后背上的，是什么人为他刺写上的，史无明文可考。传说中以为是岳飞的母亲在岳飞少年期内为他刺写上的，那是很难凭信的。因为，没有任何记载，说岳飞的母亲是个读书识字的人，因而她不可能做刺写文字的事。
募兵制度开始于晚唐，稍后，朱温建立了后梁政权，惟恐应募而来的士兵临阵逃拖，便采用在每个士兵的脸上刺字的办法。这种办法，在北宋和南宋还都在沿用。北宋初年，李顺领导四川农民起义，建国号为大蜀，建年号为应运，他所率领的农民军便都在面部刺写上“应用雄军”四字。宋高宗赵构即帝位于归德之初，王彦、岳飞等人率兵渡河攻入新乡城内，及兵败之后，王彦领导了当地的忠义民兵到太行山脚下从事游击，这些忠义民兵也都在脸上刺写了“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从此便被称为“八字军”，这都说明，当时的军人在身体的某个部位刺写上某些文字，乃是一桩极平常极随便的事体。
岳飞的后背上所刺写的“尽忠报国”四字，既然当受审讯时还特地袒lou以示何铸，可知这必是经岳飞自己有意识地选定的四个字，而请求什么人为他刺写在后背上的。
从岳飞从军以后的半生戎马生涯和战斗实践来看，他所谓的“尽忠报国”，大致可以落实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军事行动上：一，平定流动于南宋统治区域内的军贼、游寇，如李成、曹成等；二，镇压对南宋政权进行武装反抗的农民起义军，如虔、吉地区的十大王和湖湘地区的杨幺等；三，抗击一再南侵的女真铁骑，恢复失地，报国仇，雪国耻。在这三者当中，只有最后一项才是岳飞立定的职志所在，也就是他所要“尽忠报国”的确切涵义；前两项，则全不属于他所预定的战斗目标。但是，既然每桩事都是由岳飞亲自去做的，在下文里我们也必须逐一加以论述。
（2）
关于岳飞和岳家军平定军贼、游寇的问题。
当女真军事贵族以其铁骑初次侵入黄河下游沿岸各地时，前此出现于这一地区的反抗北宋腐朽统治的一些人民武装力量，为了有效地打击更凶残的外来敌人，大都自动或被动地把矛头转向女真侵略者。特别是在宗泽、李纲、张所等人承担了军事或政治上一部分职责之后，都坚持以武力抗击金人的主张，对于各地的忠义民兵，也都在进行收编、改组和予以支援，使得忠义民兵的气势更较前蓬勃发展，随时随地都能给予女真铁骑以有力打击。只可惜好景不常，李纲居相位仅七十几天即被罢免，而从此以后，以赵构和黄潜善、汪伯彦为首的宋王朝最高统治集团，只顾南向逃窜，不管宗泽怎样声嘶力竭地吁请赵构“回銮”到开封去，他们总是置若罔闻。对于一批一批从战争前线溃败下来的军队，赵构、汪、黄诸人都一律听凭其自生自灭，或任其各自寻找后路，再也不肯稍加闻问了。
从战争前线溃败下来的部队，有许多又聚集成大大小小的群伙，依然留在黄河下游两岸，各自为战，继续对敌人进行斗争。然而其中也有大量人群，既不肯再回归到宋政府的正规军事编制中去，也不敢把重新结成的队伍留在战区与敌人继续斗争，而却成群结伙地向江淮地区流窜，到处打家劫舍，攻占城邑。有的还剃头辫发，打扮成女真军队模样，狐假虎威地对南部中国人民肆行蹂躏残害。南宋的统治阶层中人，把这班人称为游寇，有时也称军贼。其中如李成、张用、曹成等人所率领的各股，人马都较多，力量都较大。当岳飞刚刚被宋廷拔擢为偏裨将领之日，首先就受命担负了消除这般游寇军贼的任务。而岳飞，也一次接连一次地，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游寇、军贼流窜于南宋王朝统治区域之内，不但是南宋王朝甚感头痛的问题，对南部中国各地个阶层居民来说，也是一种几乎和女真铁骑相等的祸害。因而，岳飞先后带领部队对他们追击扫荡，一方面是为南宋王朝除掉了大患，另方面也是为南宋境内的百姓居民除掉了大患。
（3）
关于岳飞和岳家军镇压农民起义军的问题。
以赵构为首的南宋最高统治集团，虽然以大敌当前为借口，向国内人民进行苛酷的压榨，却是把财政收入的几乎一大半用在皇帝、贵族和文武大臣们的奢侈纵欲、挥霍浪费上去，而不是用在准备或者充实对大敌作战的实力和条件上去。人民把钱财帛谷等等输纳给南宋王朝，本是希望它能够把敌国的铁骑阻挡住，而他却一味地惧战避战，结果是使得各地居民依然遭受战争和兵燹。对于可以组织和动员的民间的一些实力，南宋王朝自始就不敢着手组织和动员，不敢引导他们去攻打前来侵犯的敌人。对于这样怯懦凶残的南宋王朝，南宋人民是不会无限期无条件地支持、拥戴的。因此，在征敛最繁苛、兵匪骚扰最厉害的地方，例如江南西路的虔、吉诸州，湖湘地区洞庭湖四周诸州县，便先后爆发了以李洞天、罗闲十和钟相、杨幺等人领导的，反抗南宋政权的武装起义。
概括说来，在南宋初年，尽管民族矛盾那样剧烈。而由于南宋最高统治集团不但不肯坚决执行抗击金人的政策，反而企图借此题目，浑水摸鱼，既把对人民的压榨一再加重，还准备把更多的国土和人民出卖与敌方，为其小朝廷换取一个苟延残喘的局面。这就使得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不能不把注意力再集中到统治阶级、剥削阶级身上，不能不把阶级斗争交织在民族斗争的过程当中。
由此可见，先后起事于南宋王朝统治区域之内的，被南宋的统治者们称做“土寇”的那些武装力量，全都是以各地无法生活的农民为其骨干力量的，因而是和前面所说的游寇、军贼截然不相同的。
然而，不论是起义于虔、吉州的或是起义于湖湘地区的农民军，却又全都与李成、曹成等人所率军贼、游寇一样，都是被岳飞率军把他们最后镇压下去的。
岳飞之忠心耿耿地去执行南宋王朝交付给他的征战任务，虽是他的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使然，然而与他同时代并且同是统治阶层中的人，却也确确实实有许多人能够认识到，江西和湖南的起义军的性质，与李成、曹成等军贼、游寇大不相同，因而主张，应当从政治上寻求解决途径，而不应当用武力进行镇压。岳飞却竟见不及此，而心甘情愿地奉行南宋王朝的旨意，用武力去加以荡平。这是岳飞应该永世受到谴责的，并且是无法涤除的罪行。尽管他之绞杀洞庭湖旁杨幺的起义水军，是在他相信了杨幺要与李成合力去攻打杭州的谏言之后出师的，但可以断言，即使其时没有这一谏言，岳飞也会接受这一次的“讨伐”任务。因而这也不能成为替岳飞进行辩解的理由。
如果岳飞一生的作战实践，就到瓦解了杨幺的这支起义军为止，那么，岳飞便只能是我们历史上一个负有罪咎的人；所幸是，在瓦解了杨幺的起义军以后的五六年之内，岳飞更能英勇果决地担负起抗击女真铁骑的任务，而这却是关涉到整个中华民族（包括女真族在内）的发展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