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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汉奸买办还是爱国者，亦或是随波逐流的普通小市民。所有人都急于离开身后那个很可能即将成为战场的地方——没办法，这场战争爆发得是如此的突然，令全上海的所有人都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以至于绝大多数人在离开自己的家园时，甚至没有多少时间来收拾家中的财物。
总之，伴随着收音机里慷慨激昂的抗日宣言，他们就这么匆忙的开始了自己的逃难生活，甚至有很多人还穿着单薄的睡衣，正在12月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因为他们的房子在一早就被日军征用了！
这似乎昭示着另一场可怕的灾难——已经失去大多数财产的难民们，很容易会因为普通的感冒而失去自己的生命，进而在上海滩诱发一场流感、肺炎等瘟疫的大流行
但问题是，根本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一切悲剧的发生——租界工部局不是慈善机构，没有人想到要钱设置难民营和收容站。这些人即使是在成功的跨过苏州河之后，也依然要为自己未来的生活充满忧虑，无论他是何种国籍、肤色与种族——作为一个拥有五十多个国家和民族侨民的国际化大都会，逃出上海战区的战争难民之中自然也是各种国籍和种族都有，甚至还包括了不少畏惧战火的日本侨民。
更糟糕的是，由于数以万计的人流，还有大量汽车、马车、黄包车的瞬间涌入，原本就寸土寸金的公共租界里面，早已是一房难求。各家旅馆酒店统统爆满，许多居民住户也硬着头皮收容了好几户来投奔的亲戚朋友，但还是有很多人茫然地在租界街头游荡，不知道自己今夜究竟应该在哪个桥洞或屋檐下安身。再加上某些趁火打劫的混混和小偷从而导致了严重的治安问题和交通堵塞。
——就在虞洽卿的眼皮底下，一辆汽车突然被十几个暴徒拦住砸开，把里面举家逃难的富翁阔少们洗劫一空，顺便打得头破血流。等到巡捕们吹着哨子赶来时，这些暴徒早已一哄而散，不见踪影了
“唉当今这世道，真是没有一天安稳的日子可过不是闹日寇，就是闹赤匪”
虞洽卿，这位大名鼎鼎的上海滩大亨，蒋委员长在上海金融界的重要支持者，忍不住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市政府那边有什么新的消息吗？”他对身后刚刚推门进来的秘书问道。
“情况非常不妙，赤匪的前锋已经打到了安亭镇。吴市长正打算转移到崇明岛去办公。”秘书答道。
“办公？我看是逃难吧！”虞洽卿冷哼一声，“万国商团现在应该已经动员起来了吧？”
“格拉汉司令已经召集到了大约一半的人手。正在租界边缘的各处路口拉铁丝网和堆沙袋。”
——租界工部局的下属武装力量“万国商团”，除常备的俄国队外，均属民兵义勇军性质，当租界发生危机时，商团司令部发出动员令。队员们向指定地点集中，领取武器“保卫”租界。
因此，这支部队虽然装备精良，但动员起来的速度却比较低，如果遇到突发事态，往往会措手不及。
更麻烦的是，在真正拥有千军万马的强敌面前。万国商团的虽然看着唬人，实际战斗力却十分堪忧。
——在1934年，整个万国商团共有约两千人，通常由英*官担任总司令。兵员也数英国人最多，有六百名；其次是俄国人，有四百多名；再其次是两百五十多名华人和两百多名美国人。剩下还有一些菲律宾人、葡萄牙人和日本人不过。万国商团里面的日本人，现在都已经被日本的沪上驻军给拉走了。
因此，这是一支小规模的威慑性武装，虽然它的装备十分精良，野战速射炮、高射机枪、装甲汽车一应俱全，但却是打一个少一个，经不起残酷的消耗战。也没有可供补充的预备役兵员——在工部局的概念中，万国商团是用来吓唬人和弹压民变的，根本没想过要投入一场尸山血海的惨烈战斗。
如果是昔年的军阀混战，那么无论是哪一派军阀入主上海，都会给“洋大人”们卖一个面子，不会随意触犯外国人的利益。但眼下来的却是信仰马克思主义邪说的赤匪他们的作为可就难说了。
假如赤匪真的挥师猛攻租界，虞洽卿实在是没把握这些“万国商团”究竟能支撑多久。
事实上，出于对苏俄革命的惨烈记忆，还有对赤色分子的刻骨恐惧，就在上海市民大批涌入公共租界的时候，租界内的一些富豪大亨却同样在收拾行李，抢购船票，准备逃出上海躲避战祸。
但是，一旦逃出上海，对于那些头面人物来说，就意味着失去了对局势的掌握。当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上海被赤匪的工人纠察队控制的时候，如果虞洽卿等诸位“海上闻人”不是留在上海积极周旋，从国民革命军之中寻找可以依靠的力量，而是卷着行李仓皇出逃的话。那么，得不到江浙财团资金援助的蒋介石，恐怕未必有胆量对赤匪举起屠刀。中国现代历史的走向，也就很难说会变成什么样了。
这回到底要不要离开上海呢？望着窗外难民们人头攒动的景象，虞洽卿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然而，还没等他最后拿定主意，租界工部局总董事安诺德派人送来的一张请柬，却打断了他的思路。
看着手中这张精美的请柬，虞洽卿忍不住发出了一声轻笑，“圣诞宴会？！都什么时候了，安诺德总董还有心思办这玩意儿”他屈指弹了弹请柬的纸面，“也罢，我就在租界再留几日看看形势吧！”
与此同时，身在苏州的王秋同学，也望着身边堆积如山的各色古董，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作为全中国大名鼎鼎、人杰地灵的“园林之城”，以及江南水乡的人文胜地，苏州的古董万物一向甚多，各式明清家具、名人字画、官窑瓷器、玉石刺绣样样都有，早就让穿越者们垂涎不已。
于是，应“共产国际纵队”的强烈要求，红十军团在控制了苏州城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征购”了全城的古董店，给店主发了一大笔英镑或美元钞票，然后把店内存货一扫而空；第二件事情则是打土豪斗地主，把城里那些豪门大户一个个尽数拘来，用“革命语言”数落一通，然后给他们做一道选择题：愿意乖乖交出家里藏着的古董珍玩。就赏赐大笔钞票，不给的话就上街游斗结果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拿钞票。
第三件事情则是搞“以旧换新”活动。用“高端洋气上档次”的塑料和铝合金家具，换走那些“低端土气没格调”的红木和黄梨家具——这个主要是针对家里有好东西的一般人家，以此来维护红军的形象。
几招齐下之后，一时间全城骚然，苏州各处名园尽数遭殃。什么拔步床、八仙桌、太师椅、玉石屏风、宣德炉、三足鼎、官窑宋瓷、汉朝铜镜、唐伯虎和郑板桥的字画、甚至是积年好木料打造的棺材统统都被搜罗到了红十军团的临时指挥部，再被王秋同学通过虫洞传送回现代世界。
——所谓“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在民国时代朝不保夕的中国人眼里，古董的价值意义实在有限。
在刚刚看到这么多古玩的时候，王秋同学一度感到很兴奋，但随着传送回去的古董越来越多，他却不由得犯了嘀咕——之前在异世界收集的木料、金银、毛皮。还可以勉强说是输入原材料，支援国家建设。如今弄回去这么多不能吃不能穿的古董，虽然利润十分丰厚，但感觉似乎对国家对社会没啥好处
如此这般瞎琢磨的多了。王秋心中那点原本快要掉光的节操，也就渐渐回来了于是，本着对国家、对政府、对社会的责任感。他抽空找了个机会，跟杨教授谈及此事，却得到了一个出乎预料的回答。
“搜集古董，与国无益？谁说的？”杨教授惊讶地眨了眨眼睛，“且不说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就是纯粹从社会经济学角度来说，这也是在创造市场购买力。帮助国家避免经济危机啊！”
“创造市场购买力，避免经济危机？！！您不是在开玩笑吧！”王秋一时间听得目瞪口呆。
“怎么会是开玩笑呢？你在学校里的思想政治课上应该读到过，经济危机是怎么诞生吧！”杨教授如是问道，然后没等王秋开口回到，就径自说了下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以雇佣劳动制度为基础的。在这一制度中，资本与劳动存在着根本对立。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资本主义企业一方面不断增加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尽可能压低工人的工资。这样就形成了生产的无限扩大和普通劳动者购买力相对不足的矛盾，需求增长经常赶不上生产增长，从而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这一串拗口的专业名词，顿时让王秋听得有些头晕。于是，杨教授只好拿出了自己在大学里上课的本事，一边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一边跟王秋耐心地解释其中的道理：
“从资本主义出现那一天起，就存在一个根本性问题：购买力不足。如果所有的生产都放在资本主义系统里进行，必然存在一个问题——工资买不光所有商品，必须利润也加入购买，产销才能平衡。
而这就引发了下一个问题——消费倾向递减原理。虽然说赚钱多的人钱也多，但从比例来看，月薪500块的人必然光收入，1000块的人最多攒一两百元，月薪一万的时候，可以每月攒几千存款。等到月入百万，虽然奢侈品消费已经不少，但占总收入的比例可能也就是两三成。至于收入更高的人，往往消费就要停滞了。在物质享受上，美国首富未必能够和国内的某个大房产商拉开明显的差距。
这咋一看是好事，有钱人不消费，多好啊，为社会节约资源。但是从全局上看，问题就出来了。利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工资分配在大多数人手里。工资基本都掉了，但利润大部分没有被出去，势必造成这样的局面：商品售价》老板的消费＋工人的消费。商品不可能在这个体系内都卖出去。
卖不出去咋办？老板的第一反应是减产避免亏损。减产不是为了少造东西，而是为了少开工资。工人没了工资自然就不买东西。结果，从全社会来看，购买力减少的比例比商品减少的比例还高。各行业的老板只能下意识地再裁员，再限产这样一轮轮的折腾下去，整个国民经济就崩溃了——这就是经济危机。
总之，经济危机的诞生就是这个原理。只要你一心立足于在体系内解决问题，这个问题就根本绕不开。
当然，这个问题在工业化之前并不严重。没有工业的年月，个人生产率很低，个人消费却有下限——总不能让人饿死。所以，在农业社会里，剩余产品再多也不是大事，只要君王或贵族们稍微挥霍一下，或者打几场战争，剩余产品就消费掉了。在更多的情况下，实际上是社会财富不够用，底层百姓只能饿肚子。”
六十四、搜集古董的意义（下）（）
“总而言之，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农业社会，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制造不出太多的剩余产品，所以不太会发生经济危机。但问题是，到了19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