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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点就是狂放不羁——晚清民国的混乱局面，还有中国传统文人“傲诸侯而慢公卿”的风骨，都是铸成这群人意识品格的重要因素——让很多黑白两道大佬，尤其是政治家们颇为讨厌。
比如说，此时的蒋介石委员长就一直感到难以理解，为什么如今他已经成了全国领袖，居然还有那么多人敢在报纸上公然骂他——难道不是应该一个个歌功颂德、马屁如cháo、山呼圣明才对吗？
但上海滩的文人们可不这么想，民国这些年来，他们早已看惯了风云变幻、cháo起cháo落——当年的段祺瑞总理何等威风八面，如今还不是泯然众人矣？昔ri的吴佩孚将军打遍天下无敌手，一朝兵败之后，如今还不是只能下野做寓公？你蒋介石又有何德何能，对国家对民族有何功勋，居然敢奢望坐天下一辈子？
反正这蒋某人指不定哪天就下台了。所以，甭管他如今头上挂着多少官衔，该骂的时候还得骂！
结果，让坚持对ri妥协，“攘外必先安内”的蒋某人感到万分恼火的是，几乎是从“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开始，无论他如何封禁抗ri言论，发动文化“围剿”，查禁进步书刊，迫害左翼作家和文化工作者。又反复诉说自己不得已的苦衷；一会儿苦口婆心地声称：“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ri本打仗呢？若抵抗ri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一会儿声sè俱厉地呵斥：“奢言抗ri者，杀无赦！”却还是得不到半点谅解。全国上下的抗ri救亡运动依然愈演愈烈。很多曾经为他在“四一二”血腥清党而叫好的铁杆右派知识分子，此时也都转身破口大骂他“媚ri”、“卖国”，甚至高喊“反蒋抗ri”这让他不由得产生出一种举国上下尽是共谍的错觉
——老蒋忘了一件事，极端右派往往也是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他们之所以愿意支持蒋介石，是希望扶植一个能够对内镇压底层人民，对外打出国威和军威的拿破仑，而不是一个只会耗子扛枪窝里横的衰人！
举例来说，德国纳粹党固然不假，但有哪个纳粹党敢公开支持美英法等国把德国变成殖民地？
很显然，蒋介石剿共屡败，对外投降的拙劣表现，让渴望重振中华雄风的他们感到了深深的失望。
这样一来，左派嫌老蒋反动，右派嫌老蒋无能，蒋介石这个最高领袖，一时间当真成了“孤家寡人”。
总之，早在前年的“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进行第一次淞沪抗战的时候，上海滩的诸多爱国minzhu人士就发起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一起指ri为誓，“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呼吁国人“如果畏缩退避，恐仍未能保得身家财产，不如一起奋勇向前，抗战救国”。高呼抗ri，痛批老蒋。
上海战事结束之后，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史量才等著名文人又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运动，一边利用他们的崇高声望，积极营救被捕的爱国minzhu人士，一边公开发出号召，反对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而进行的“剿匪”内战。随后，宋庆龄更是在上海领导召开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大骂特骂南京当局的对ri妥协路线。就连在“四一二”事件中帮助蒋介石起草罗列“清共”名单，竭力主张血洗赤sè分子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此时也痛感国土沦丧，内战连结，爆发出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jing神，思想ri趋ji进，因此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十分不满，进而又一次完成了从右派到左派的转变，从拥蒋变成了倒蒋，从变成了通共可见蒋介石这位“党国领袖”在当时的中国有多么的失人心。
这些来自背后舆论阵地的小刀子，让身在南昌的蒋介石恨得牙痒痒，很想再来一次“四一二”，但偏偏又投鼠忌器——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是“国母”，又是自己老婆宋美龄的姐姐，动她的政治风险实在太大，几乎不亚于ri本军官刺杀天皇他之前刚刚一脚踢走了“奢谈抗ri”的宋子文，将这家伙罢官赶回上海，就已经大大得罪了四大家族之中的宋家，如果他再杀宋庆龄，那么不但四大家族就此内讧爆发，南京国民zhèngfu就此崩溃，“孙中山继承人”的头衔就此彻底汤，连老婆也说不定都要再换一个了。
而蔡元培身为北大校长，也是桃李满天下，人脉之广遍及全中国，动他的后果恐怕也不亚于当年的刺杀宋教仁所以，鉴于柿子要挑软的捏，蒋介石最后派出特务刺杀了杨杏佛，用血腥手段暂时吓住了上海滩的进步文人，勉强压制了这一轮抗ri运动——但这也让上海滩的进步文人，从此跟蒋委员长彻底决裂。
因此，正所谓“按下葫芦浮起瓢”，“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刚刚被杨杏佛之死吓得略微消停，但思想倾向进步的申报大亨史量才又跳了出来，先是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国民党zhèngfu的诸多政治和军事举措，把那些自视甚高的党国jing英骂的狗血淋头。之后更是顶风发行副刊ziyou谈，刊登鲁迅等著名左翼作家的文章，使ziyou谈成为反对蒋介石“文化围剿”的重要阵地，让蒋介石一时间气得额头上青筋乱跳。
说起来，这位敢于凭着一份报纸跟zhèngfu叫板的史量才老板，也是民国时代的一位奇人。
——史量才，名家修，江苏南京人，著名报业大亨。二十世纪世纪初中国最出sè的报业经营者，从1912年就开始任申报总经理，从业之初就发誓“不为权力所吓倒，不为金钱所打动”，曾经以智斗袁世凯，抵制袁氏恢复帝制而闻名。作为上海的报业大王，史量才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此外，他还常对报社的工作人员强调：“报纸是民众的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
因此，他主办的申报从北洋zhèngfu时代开始，就以关注社会热点，敢于抨击时弊、揭lu当局的黑暗统治而声誉雀起，被英国人誉为是中国的泰晤士报。在当时，申报乃是全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舆论威力非同小可，往往刊登一篇“雄文”，就能引发举国轰动。
为了解决申报的舆论攻击，国民党当局先是试图用官帽子利you，对史量才许以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上海临时参议会会长等职，但均无效果。于是又改用威逼，导致申报被蒋介石手令禁止邮递，停刊达35天之久，但史量才依旧拒绝屈服，反倒是蒋介石被各方压力逼迫得收回手令，允许申报复刊。
随后，蒋介石让杜月笙陪同史量才老板到南京进行了一次会面，双方正式摊牌——为了从申报手中夺取社会话语权，蒋介石傲慢地沉下脸来直lu底sè：“不要把我惹火，我手下有一百万兵。”胆大包天的史量才却丝毫不怕与zhèngfu叫板，冷冷地回答：“对不起，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至此，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要去除此人，只是碍于前方战事紧急，为了防止后方发生变乱，一时尚未动手而已。
但到了如今，“剿匪”前线进展顺利，“赤匪巢窟”瑞金已是指ri可下，志得意满的蒋委员长自认为有了闲暇，终于可以腾出手来，狠狠料理一番背后这些蹦跶得正欢的小臭虫了。
为此，蒋委员长在这个夜晚秘密召见了他的心腹爱将，复兴社（即蓝衣社）的特务处长，戴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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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长，您深夜叫我过来，是否有什么急事？”
戴笠一进门，便开口问道。虽然他的脸上略微有些风尘仆仆，但仪容服饰依然打理得一丝不苟。
此时，蒋介石正背着手站在窗前，若有所思地仰望着漆黑的夜空。听到戴笠说话，他才慢慢转回身，但却没有急着开口，而是慢慢地打量着这个后辈新锐，并且满意地看到对方的外观仪表全都颇为得体。
审视了片刻之后，蒋介石抬手将一份几天前的申报递到戴笠的手里，上面满是各种反对内战，痛批zhèngfu，倡导抗ri的评论文章，然后幽幽地说道，“就在我党国将士鏖战赤匪的时候，上海那边像这样攻击zhèngfu的言论，可是颇为不少啊！看来是我过分专注于前线战场，却对文化战线有些太过于放纵了！”
“报告委座！此辈文人屡教不改、冥顽不灵，不知zhèngfu之苦衷，且多半思想恶化（赤化），居心叵测，故而我等对其小惩大诫已是无用，非得给他们一个狠狠的教训不可！”戴笠急忙附和着如此回答说。
“是啊！这帮文人如何能知道，外寇不足为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肃清内匪，则决不能御外侮！我们要以专心一致剿匪，要为国家长治久安之大计，为**立根深蒂固之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奢言抗ri，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
似乎是突然起了谈兴，又像是想要发泄这段时间在心中压抑的憋屈，蒋介石对戴笠唠唠叨叨了很久之后，才转入了正题：“现在，你在上海那边布置的情况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可以对史量才动手？”
“报告委座，属下已经安排好暗杀小组，准备在其离开上海的时候，于乡下郊外动手，以避免出现意外干扰，并且减小社会影响”戴笠答道，“当然，如果委座希望尽快行事的话”
“不必了，一切以稳妥为上，尽量做得体面点！”蒋介石摆了摆手，表示不必太急，“唉，在上海这地方，做什么都要顾忌国际影响，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在乡下动手更加妥当。就容他多活几ri好了。当然，待到目标一死，就安排我们的人手改组申报，绝对不能再让舆论总是跟zhèngfu唱反调！”
在最终敲定了刺杀史量才的事宜，给蓝衣社下达了执行令之后，蒋介石又话锋一转，意犹未尽地提起了上海诸多左翼作家的“通共罪行”：“冰冻三尺，非一ri之寒。上海滩这些文人的思想赤化，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想要把这股不良风气给扭转过来，恐怕不是杀掉一个史量才就能实现的。所以”
蒋介石mo着下巴思索了一会儿，“除了史量才这个必杀的目标之外，上海滩还有其他一些不听话的文人，似乎也需要好好敲打一番。具体如何执行，名单上又该包括哪些人，我身在南昌，不是特别清楚，就由你们的人斟酌着办。当然，视其情节不同，未必一定要监禁或处决，只要稍微给他们一个教训即可，别把场面弄得不可收拾在南京和两广，还有不少人正在等着揪我的错处”他如此叮嘱说道。
对于这个临时附带的小任务，满脑子思考着刺杀计划的戴笠，很轻松地就随口应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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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当戴笠安排的“史量才刺杀小组”得到“开始行动”的命令之际，蓝衣社上海办事处也收到了发动新一轮“文化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