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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纷杀牛带酒，到军营来慰劳。
第二年，倭寇又侵犯福建，攻下兴化。这时候，俞大猷已经复职。朝廷派俞大猷为福建总兵，戚继光为副总兵。两个抗倭名将一起，大败倭寇，收复兴化。公元1565年，俞、戚两军再次配合，大败倭寇。到这时候，横行几十年的倭寇被基本肃清了。
俞大猷（1503－1580）（）
俞大猷
俞大猷（1503－1580年），字志辅，号虚江，出生于洛江河市，是明嘉靖时期著名爱国将领、抗倭民族英雄。他与戚继光齐名被称为“俞龙戚虎”。俞大猷出身于下级军官家庭，祖籍安徽凤阳，始祖俞敏跟从朱元璋打天下，以开国功臣袭泉州卫百官，至其父俞元赞已历5代。俞大猷少时，家境贫困，经常断炊，依靠母亲杨氏编发网和亲友资助，维持生活和。他勤奋学文习武，勇敢机敏，在清源山下时，常独自一人在清源山虎乳岩攀援上下，锻炼灵活的手脚。俞大猷当秀才时，拜泉州名儒蔡清之门徒王宣及军事家赵本学为师，学习《易经》与兵书；向精通荆楚长剑的李良钦学习剑术。父亲死后，他弃文就武，承袭百户官世职。
嘉靖十四年（1535年），俞大猷参加全国武举会试，写了一篇《安国全军之道》的策论，深受兵部尚书毛伯温的赏识，荣获第5名武进士，授任为守卫金门、同安一带，放粮救济饥民，被称为“俞佛”。
俞大猷一生戎马舟楫，最主要功绩是领导抗倭斗争，喜靖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大扰浙东，北窜苏南。他配合戚继光、邓城等将领，用福建楼船在浙东、苏南大败倭寇，消灭敌兵四五千，击沉敌船140多艘，彻底平定了苏浙倭患。他抗倭有功，被提升为苏浙副总兵，后任浙江总兵兼暑浙江都督同知。俞大奠性格则毅沉着，豪迈乐观，不知忧苦。在浙东的一次海战中，突然风浪狂作，天昏地暗，船只几乎倾翻。军士因此断炊两天，号哭不已，副将汤克宽大呼‘海神保佑’，拼命许愿。俞大猷却不求神插佛，岿然自若地对汤克宽说：“我平生无所忧挂，今天如能与你一起溺海，了却生命，无负大业，是最痛快的了！”须臾风平浪静，安然无恙。汤克宽很佩服他的胆略，遂拜他为师。倭寇在苏浙惨败后，便南窜闽粤。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冬攻陷兴化。朝迁提升俞大猷为福建总兵，戚断光为副总兵，隶属闽浙叫督谭纶指挥，会同剿倭。谭纶命令戚断光、刘显、俞大猷分别率领三路大军，会攻倭寇于平海卫，歼敌2200多人，并救回3000多名被劫的居民，胜利光复了兴化城。其后，俞大猷又在晋江沿海歼灭倭寇，据传，一次他化装潜入安平卫（今安海镇）倭穴，侦察敌情，遇到倭寇正在宰杀从民间抢来的牛羊，大开宴会。倭酋座们喝得酩酊大醉，营木栏中还关着许多尚未宰完的牲畜。俞大猷便派一个勇敢机智的随从，乘倭寇醉得东歪西倒之时，从木栏中抱来一只羊，缚起倒挂在大鼓的前面，让羊挣扎，踢动大鼓。倭寇以为明兵劫营，顿时大乱，自相残杀，乡兵趁机杀进敌营，全歼倭寇。又一次倭寇攻占永宁卫，养着两只凶猛的军犬，警卫营盘。他带领士兵，乔装百姓，深夜潜入敌营，在铁钩上挂上香牛肉，先诱军犬争抢牛肉上钩而杀，然后带兵冲杀敌营。倭寇溃乱，争相登船从海上逃窜，俞大猷率军在永宁卫海口一块大石旁全歼敌寇。后来，俞大猷亲自在这块石上题勒“镇海石”三个大字。俞大猷多才多艺。嘉靖年间，他亲往河南嵩山少林寺，教僧人练习少林棍法，使少林棍法得以继传。他创造一套用偻船歼灭倭寇的海战战术，还发明了一种陆战用的独轮车。他精通六经，博学宏文，著有《正气堂集》30卷，堪称明朝一代儒将。
俞大猷的遗迹文物和民间传说，留在泉州和闽南等地的很多。如今泉州华侨职业中专学校是都督第遗址，门前巷仍叫都督第巷。晋江磁灶的俞公山有他的陵墓。他少是锻炬胆量的“练胆石”，仍在泉州清源山虎乳泉畔下，旁有其自书“君恩山重”四个大字。厦门、金门、武平、海南岛等地，都有俞大猷的轩和纪念祠堂。
胡宗宪（？—1565）（）
胡宗宪？—1565年，字汝贞，徽州绩溪今属安徽绩溪人，明朝名将。
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初任知县，三十三年出任浙江巡按御史。当时倭寇大肆攻掠沿海州县，严嵩党羽、工部侍郎赵文华奉派督察沿海军务。赵文华依仗严嵩权势，恣意横行，打击不肯阿附自己的总督浙江、福建、南畿军务的张经和浙江巡抚李天宠。将张经等的王江泾大捷之功归于宗宪，又陷害李天宠，擢胡宗宪为右佥都御史，代天宠御倭之任。后文华又排斥新任总督杨宜，以胡宗宪为兵部右侍郎代杨宜任总督。
三十九年，又以平海盗王直功，加太子太保。以得明世宗宠信，晋兵部尚书。
胡宗宪在主持东南御倭战争期间，发挥了一定作用。他推荐戚继光任参将，并允其招募新军，使戚家军成为浙江御倭的主力。又以剿抚兼行及反间计，先后诱捕通倭海盗首领王直、徐海、陈东等。但他屡次虚报战功，为减轻浙江压力，甚至有意放走倭寇，纵其寇掠福建，并嫁祸于俞大猷等，使他们蒙冤下狱。
史载宗宪“多权术，喜功名。因文华结严嵩父子”，“威权震东南”。后又累献祥瑞，讨好明世宗。严嵩败后，言官劾其为严党，革职逮问，明世宗特令释放闲住。后发现其与严嵩子严世蕃勾结的信件，而下狱，病死狱中。著有《筹海图编》。
谭纶（1520—1577）（）
谭纶
1520～1577明朝抗倭名将、民族英雄。字子理。江西宜黄人。性格沉毅。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三十年，任兵部主事。后署郎中事。三十四年，自荐招募壮士500人；击退由浙江窜犯皖南转掠南京的倭寇。自此以知兵闻名于朝；任台州知府。募浙东壮士千人；操练成精锐号乡兵。三十六年，率乡兵在栅浦迎战倭寇；三战三捷。次年，在敌众己寡时，令士卒偃旗息鼓；突然袭击；大败围攻台州今临海的倭寇万人，升浙江按察使司副使，负责巡海，治兵宁波。招募士卒，逐级节制训练，严明赏罚，激励士气。三十八年春，乘倭寇登陆马岗今象山南立足未稳，率千余士卒迅速出击，斩倭数百，分道追歼，荡平宁波倭患。五月，援桃渚今临海东，一昼夜驰行岭道300里，迫倭遁逃；追至新河镇今椒江东南；歼灭逃倭；平息浙江中部倭患。三十九年，以功升浙江布政司右参政，巡海治兵如故。次年底，领浙江兵赴江西，捕杀由广东流至江西的农民起义首领林朝曦。四十二年，升右佥都御史，提督福建军务兼巡抚，督福建总兵俞大猷、浙江副总兵戚继光和广东总兵刘显合兵捣毁平海卫今福建莆田东南倭巢，斩倭寇2200余人，收抚被掠民众3000余人，升右副都御史。整顿海防；恢复水寨；督造战船，扼守海口，并在沿海各县建立战守合一的地方武装。同年冬，遣戚继光率军战于仙游，击败倭寇万余，取得抗倭以来最大胜利。四十四年，任陕西巡抚，次年赴任途中改为四川巡抚，平大足蔡伯贯起事。旋平云南凤继祖起事，升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隆庆元年1567，北边告急；奉诏还兵部。次年；升兵部左侍郎，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上奏分立建昌、三屯、石匣三营，督练部伍，修造战具，筑御敌台，边备森严，使蒙古右翼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不敢轻犯。四年，升协理京营戎政。五年，升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万历五年卒于官，谥襄敏。谭纶领军30年，用兵与戚继光齐名，史称“谭、戚”。有《谭襄敏公奏议》……
谭纶1520—1577，字子理，号二华。江西省宜黄县人。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授南京礼部主事。三十四年任台州知府。时沿海倭寇入侵频繁而武备废弛，守军缺乏训练。上任不久，倭寇自平阳县登岸，北窜至仙居县抢劫，乃率兵连夜驰援，准备决一死战。倭寇见势，不敢久留，遂北窜天台县，经宁海县逃跑出海。为歼灭倭寇，纶募乡兵千人，亲为训练，立束伍法，“分数既明，进止齐一，未久即成精锐”，被称为“谭家兵”。三十七年，倭寇入侵栅浦，又以数万人进逼府城，纶率兵备战，以计退敌。倭寇又自松门登岸，侵临海、仙居等县，均被擒斩。升任海道副使。次年与戚继光配合，消灭再次入侵台州倭寇。加右参政。不久以丁忧去任。官终兵部尚书。百姓“镌其像于石，祀于台州城东隅”。此碑今在临海市东湖小瀛洲。
孙承宗（1563—1638）（）
孙承宗1563—1638，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明朝名将。
孙承宗青年时代就对军事有着浓厚兴趣。在边境教书时，“杖剑游塞下，从飞狐河北涞源北飞狐关、拒马间直走白登山西大同东。又从纥干山西大同东纥真山、青波河北清河故道南下，结纳其豪杰，与戍将老卒，周行边垒，访问要害阨塞，相与解裘马，贳酒高歌。用是以晓畅虏情，通知边事本末”。
万历三十二年1604，孙承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天启元年1621，以左庶子充日讲官，进少詹事。当时沈阳、辽阳相继失陷，孙承宗以知兵，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他上任后，上疏条陈当时军事体制与作战指挥上的弊端，谋求改革，主要内容有：1“兵多不练，饷多不核”。这是说当时军队训练差，后勤供应混乱。2“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边，而且增置文官于幕府”。指出当时“以文制武”指挥策略的失误。3“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指出“将从中御”的不妥。因此，他主张“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此外，还要抚辽西、恤辽民、简京军等，都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
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以后，明军实际上就面临着一个如何进行军事防御的战略选择问题，即是主守关防，作积极的防御；还是固守关门，作消极防御。对此，明前线军事将领意见不一。辽西经略王在晋主张“拒奴抚虏，堵隘守关”。
所谓“抚虏”，即以金钱收买蒙古对付后金。所谓“堵隘”，即在山海关外再修一座关城。很明显，这是置辽西走廊这一缓冲地带于不顾，消极防御的方针。天启二年1622，王在晋确定在八里铺筑城，并上报朝廷。此举遭到其部下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孙元化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筑城“非策”，极力劝阻，并写信给首辅叶向高，申诉己意。由于情况不明，叶向高难以断定可否。孙承宗遂提出前往实地考察，再作决断。他抵达山海关后，当即认真巡视山海关及王在晋所主张建筑的八里铺新城，又前往考察了中前所、一片石和黄土岭等处的战略地势。在阅察八里铺新城时，孙承宗曾与王在晋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孙承宗问。王在晋回答说：“否，当更设兵。”孙承宗又问：“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趾，旧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