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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夕；此时，不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帝国主义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不可化解的矛盾，他们都在勾心斗角，相互争夺，准备向外扩张，争夺世界霸主地位。面对如此几大矛盾交集在一起的世界格局，我国的外交政策如何确定，外交战略将如何实施？m主席对此早就筹谋在胸，他高瞻远瞩，洞察世界风云，在开国之前就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了新中国将实行“一边倒，同时兼顾其他”为原则基础的对外方针。m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鲜明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之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面的，真正的友谊只能从这一方面去找。同时，我们也应积极稳妥地发展同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列强各国）的友好外交关系。”
这个基本的外交战略，是中央和主席基于目前现实的郑重考虑而主动提出来的。“一边倒”，就是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内，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峙中，新中国只有旗帜鲜明地站在人民民主阵营一边，才能彻底打破帝国主义力图保持在华特权的幻想，获得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必要的、现实的国际援助，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斗争中立于主动地位。这是完全符合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当然，“一边倒”并不意味着“依靠别人”，这完全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一条独立的“政治路线”；但要把党的“政治路线”与“国家立场”两者区别开来；“政治上必须严格，经济上可以做生意”。m主席、周总理在会见美、德、英法等国代表时，多次谈到这一点。这也正如m主席九月份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同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对同外国建立正常的贸易往来这一问题，m主席也曾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这就是代表新中国向包括西方列强各国在内的全世界所发表的声明。它并不同于一般新政权在执政之初所通用的外交辞令，而是一个新独立的主权国家，在援例国际通则的前提下，带有诚意和实际内容的郑重许若。这实际体现了新中国对外政策的独立自主性和原则基础上的灵活性。当然，这种策略上的灵活运用，不能超出既定的政治原则之外。这样，新中国与西方列强各国之间能否进行外交谈判或建立外贸关系，就主要取决于双方之间的诚意和态度。
在s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一向对中国人民及其革命斗争抱着友好和支持的态度。就在m*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宣告新中国成立后仅仅两个多小时，从苏联的首都莫斯科便拍来了世界上第一份外交贺电：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随后，在开国大典的第二天，苏联就宣布决定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中苏两大国的迅速建交，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紧接着朝鲜、蒙古及一批欧州社会主义国家和一批民主国家，在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相继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由于我的到来和后世的历史经验，为党中央和m主席制定我国的外交政策及实施的外交战略提供极为有利的可靠依据。在同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建立经贸关系时，主席采取了既坚持原则又适当灵活变通。他在建国后第一次财经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作生意，同时也要积极主动地同资本主义国家作生意”。“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德、美、英、法、日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并根据当前我国与德国、美国、日本、英、法等国已有生意或即将做生意的情况，要求对即将发生的通商贸易关系预作准备。这说明，党中央和m主席为新中国制定的外交方针，一开始就具有经济上一定程度的开放性，本质上从来就不是闭关锁国的。也就是说，在“一边倒”的政治原则下，m主席既看到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又看到整个世界也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的对立。因此，确认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经济上有生意就做，国际贸易也要开展，这实际上对交易国双方都是有利的。
建国后的几个月，我国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并未不加区别地一概扫除，而照按照中央和m主席的指示，分先后缓急，有步骤地予以妥当地处理。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对于原则性和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才能站稳立场，机动灵活。我国政府在对外国人在华企业的处理问题上，首先是那些对人民生活危害极大，对国家主权侵略最大的金融投机、内河航运等，则明令禁止。而对一般的工商企业则不作禁止、收回或没收的表示，也不给予正式的法律承认。外资银行、保险公司等在具报资本、帐目的前提下，允许照常营业。对进出口贸易公司，则根据需要进行临时交易，利用外商的贸易、航运、银行等为新中国的对外贸易服务。这样既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有利于经济恢复和社会安定，又使新中国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使帝国主义找不到反对新中国的借口。
在同各国建交的问题上，m主席为我们新中国制定了两条基本原则，概括地说就是“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实际上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那么加注在原国民政府身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割地、让利、借款等）就等于自然消失了；而是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主席这一着确实极为高明。关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则就是不急于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而是先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清洗干净，包括他们侵占或租用的各种军事基地、港口、兵营等，使他们丢掉保留在华特权的幻想之后，再同他们谈判建立外交关系。这些原则，体现了新中国在处理外交关系问题上的独立自主精神。这是一百多年来旧中国历届政府所没有做到也根本不可能做的。
关于我国的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的内在关系，m主席当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作了很辨证的分析，他说：目前世界上两大阵营，一为帝国主义，一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阵营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加上我们，力量还比较弱小，不足以威胁到帝国主义，再加之新、老牌帝国主义急于争夺世界霸主地位，一时无暇顾及到我们。因此，“一边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这样是主动地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但内部政策则强调认真地从自力更生打算，更主要的是从长远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着眼来提出这个问题。有了这两条，我国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围。这种分析，揭示了我国外交战略的精神实质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后来历史的发展更是证实了这一点。
基于上述外交战略，新中国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是，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时，m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不言而喻，这也包括各西方国家在内。随着苏联及一批民主主义国家首先同我国建交，与我国周边相邻的一些国家也紧随其后。英国、法国则经过一番利益权衡后，成为西方国家中最早与我国建交的两个国家。这样，就在实际上打破了帝国主义阵营内的敌对势力孤立新中国的企图。从而使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很快在国际上站稳了脚跟；也为我们日后建立第三世界，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国际条件。
开国之初，我们接收的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留下的一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临着医治战争刨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严重任务。在这民生凋蔽、百废待兴的国内形势下，m主席坚定地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何况还有我们事先制订实施的龙腾计划，以及从后世带来的一些历史经验与教训，他对此充满信心。他深信中国人民有光复旧物、开拓未来的民族自信心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一定能够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起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同时，m主席又考虑到：现在距朝鲜战争爆发的时间不长了，再加之还要尽快收台湾与海南岛，就必须加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进程，有必要争取一切可能的真诚、善意的国际援助。而苏联就成为我们的首选。在我们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苏联曾给予我们大量的无私的援助。说实话，s大林同志还是具有大局观和国际共产主义精神的。因此，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大国的团结友谊和经济贸易合作，以及争取苏联对我国的援助，就显得格外重要。于是，在建国仅两个月的时间，中央便作出决定：m主席以国家主席和执政党领袖双重身份出访苏联。周总理则作为主要助手陪同前往。在主席此行之前，中央于八月份曾派liu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向s大林同志全面介绍了中国革命的进展情况、发展前景及其对世界革命所应担负的义务，并为取得苏联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及在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特别是通过苏联争取国际间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s大林在两党会谈中，完全同意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作法，肯定了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政体及各项外交原则，并就苏联国内建设中积累的经验向我们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参考性建议。这就为m主席正式访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十二月八日，天气晴朗，阳光温暖，主席率中国代表团一行乘飞机经乌兰巴托抵达乌兰乌德，然后改乘火车直达莫斯科。十八日中午时分，主席乘坐的列车徐徐驰进花团锦簇的莫斯科车站。伊万大帝钟楼上的钟声悠然响起，车站上顿时鼓乐齐鸣，欢声雷动。m主席在登车问候的苏联高级官员陪同下，精神饱满地走出车厢，向站台上热烈欢迎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