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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牛自然是兴高彩烈地归队了——顺便还带上了那场遭遇战的战果。
主帅张辅是晓得皇上青睐阿牛一事的。见阿牛安然无恙地归来，自然也颇为高兴。上次在伏击战中阿牛就有着极其优异的表现，这次又立新功，张辅便当场为阿牛单独写了一篇奏折为之请功。按照阿牛所立的奇功来看，或许不久之后，原本正六品的百户会一口气升为正四品的卫指挥佥事也说不定呢。
轻轻松松占领了多邦城之后，明军挟胜利之姿趁胜追击。
十二月，明军攻克安南东都升龙城并大肆掠夺，“掳掠女子玉帛，会计粮储，分官办事，招集流民，为久居计。多阉割童男，及收各处铜钱，驿送金陵”。
“掳掠女子玉帛”，那是因为升龙城进行了激烈抵抗，因此按照之前檄文所说，明军将大索三日。另外，之前有邑贵族们抢掠了多邦城，如今升龙城自然轮到正规军了。明朝正规军在巷战中损失了近千人，因此张辅斩首数千人，筑成京观以镇服安南人民。当然，所谓的掳掠女子玉帛只是个通俗的说法，事实上就连升龙城中的壮劳动也不得免。壮劳力中，一半贬为奴隶，另一半则运回大明作苦役户。
“会计粮储，分官办事，招集流民，为久居计”却是早与陈天平商议好了的。将来的陈氏复国后将以西都清化城为首都，而东都升龙城则归大明直辖。由于要将城中一半的壮劳力运回大明本土充作苦役户，因此自然需要招集流民补充人口了。
至于说“多阉割童男，及收各处铜钱，驿送金陵”，则是封建社会的战争习惯，也没什么好说的。
次年正月，明军向胡朝的首都清化继续前进。抵达清化的第二天，明军只花了一个时辰便攻破了外城。
见这么容易便攻克了安南的首都，随军的有邑贵族不禁暗中感叹这次远征实在是乏味。安南的实力自然无法与明朝相比，但毕竟也是一个拥有七百万人口的国家，而且又拥有主场之利，当年甚至打败了蒙古军队的进攻。可明军一路打过来，野战自不消说，又是火枪又是手榴弹的，安南军甚至还没冲到阵前就已经士气崩溃了。守城战也没什么值得说道的，火枪、迫击炮、炸药包三板斧下来，再坚固的城都会迅速失守……这种过程，实在是太平淡了。
清化外城失陷后，胡氏父子进退失据，只得焚毁宫室，从水路逃亡，继续与明军为敌。
在外领兵的左相胡元澄听闻清化失守的消息后，领军退守黄江，与逃亡而来的胡一元、胡汉苍会合。然而还没等他们喘口气，清远伯王友等便率军渡过自注江，一路上摧枯拉朽依次攻破筹江、困枚、万劫、普赖诸寨。
由于在之前的战斗中明军显示出了不可抵抗的战斗力，那些火器的威力被战败士兵夸张地传播后，简直成了明军有雷神助战一般。稍一接战，安南军队便要么溃败要么投降了。因此这些战役的结果并非如历史那样斩首三万七千余级，而是斩首六千，俘虏三万有余。
这是征战安南以来俘虏最多的一次。这些俘虏大多只是胡朝临时征集的农民，没什么战斗力。况且他们又不是水兵、火枪兵之类的技术兵种，因此毫无编入军队的价值。将他们就地贬为奴隶呢，又担心俘虏们毕竟参过军，其中多少有一些骨干，闹起事来也是麻烦。于是张辅便下令将俘虏送回本土充当苦役户。
眼见陆地上完全没办法与明军抗衡，安南将领胡杜便聚集水师欲扼守天险盘滩江进行顽抗。远征军虽说没有水军，但好在之前已有安南水军投降了。因此张辅便命安南降将陈封进行攻击。
大明水军的战斗方式已经进行了彻底的改革。远距离便是用火炮攻击，近距离便以火枪射击，弓箭几乎已经被淘汰。然而安南水军却仍旧是远距离以投掷石块、火箭，近距离肉搏为主。尽管这次水战的交战双方都是安南人，因此在技术方面明军并不占据优势，但双方士气相差极大，因此降将陈封最终大败安南水军将领胡杜，尽夺其舟。于是东潮、谅江诸府州也被明军控制了。
与此同时，西平侯沐晟进驻了与黄江相接的木凡江，预备出击。二月，胡元澄打着先发制人的主意，以战船三百艘来战。明军迎头痛击，斩首万级，擒其将校百余人，溺死者无算，江水为赤。沐晟趁胜追击至闷海口，然而在这时明军却终于遭受了远征以来的最大一次挫折——军中爆发了疾疫。
这种情况下明军无力再战，于是移师后退。张辅在咸子关筑城，命都督柳升镇守。三月，胡军再次纠集残军集合水步大军七万，号称二十一万，进袭咸子关，搦战于富良江。
虽说明军爆发了疾疫，但过了一段时间后疫情却已经得到了控制。再说明军家大业大，仍然保持着战斗力的部队多得是。因此张辅与沐晟夹岸迎战，而柳升则以水师横冲其阵。
胡军错估了形势，以为趁着明军军中爆发疾疫时可以占些便宜，谁知明军的作风如此硬朗，竟然迎头逆袭。结果此战胡军继续大败，损失数万人。眼见形势不妙，打老了仗的安南兵们便熟练地再次开始“转进”。由于此时天旱水浅，战败的安南士兵们便纷纷弃舟逃走。可明军追击时江水忽然大涨，于是乘势急进。在岸边靠两条腿赶路自然比不上在江中乘船的速度，结果除了少数机灵的安南士兵离开江岸逃遁之外，此次进犯的安南兵竟大多被歼。
接着，明军又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于五月追击至日南州奇罗海口。相比较而言，南宋残军在海上倒是飘荡了很长时间，可胡氏想要海上多苟延残喘几天却也成了妄想。当明军追击至罗海口时，安南军队残部自然是全军覆没。不过，大凡领袖却不是那么容易被杀死或捉住的。尽管胡朝军队残部在此役中全军覆没，可胡氏父子竟然再一次逃脱了。
不过这一次，胡氏父子却仅以数舟逃遁。凭着这点实力，哪怕是去做海盗也只能做个小海盗，想要东山再起是很难了。然而到了这种地步，胡氏父子哪怕想当海盗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朱棣对于是否能抓住胡一元、胡汉苍父子并不是很在乎，但对于抓获胡元澄却有着强烈的兴趣。更何况，哪怕皇上不在意伪胡政权的伪太上王和伪王，可底下的将领们却是很在意的。
经过锲而不舍的追索，明军终于在当地百姓协助下擒获了胡一元及其长子胡元澄，不久后又擒了伪胡政权的国王胡汉苍和伪太子胡芮。待伪胡政权的主要人物都齐聚一堂后，张辅便欢欢喜喜地将他们全部槛送京师。
至此，安南远征行动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伪胡政权彻底成为历史。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qidian，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
第121章 文治武功（）
张辅在三十一岁时遇到了一个机遇，而他也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机遇。如今，他已经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军事能力。明军出师仅一年，在自身伤亡极小的前提下大获全胜，消灭了篡位的胡氏政权。
如果说消灭了篡位的胡氏政权是武功的话，那么接下来对安南的治理工作自然是文治。
按之前的约定，安南将升龙府以及五府县城划拔给明朝中央政府直辖。当时安南有府州四十八、县一百六十八，划拔一府五县给明朝中央政府直辖，陈天平根本就不在乎。不过，朱棣倒是蛮在乎的。
升龙府是日后的河内，其重要性和可发展性自然不言而喻。至于说那五座县城，倒也没什么特殊之处，也就是位于海岸边上并且有着天然良港罢了。其实安南有着不错的矿产资源，但朱棣对此却没怎么动心。在古代，交通问题不解决，再好的资源也没办法利用——其实别说是古代了，即便是二十一世纪，西伯利亚的自然资源不也同样受到环境的限制因而没能充分利用吗？在没有解决运输成本之前，朱棣对于金、银、铜这三种可铸币金属之外的矿产确实没太大的兴趣——他可不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那种人。
由于陈天平已经加入了大明帝国的有邑贵族体系，因此在消灭伪胡政权后，为了保证人头税的正常征收，大明便对安南进行了一次人口大普查。除大普查之外，由于安南沿海的五座县城以及升龙城已划拔给明朝中央政权直辖，因此又对这些地区采取了与内地相同的黄册制度来办理。官府把这些地区百姓的姓名、年龄和籍贯，记载到簿册，并按这些资料，制成证件，由人丁持有，以备官府查核。若发现某人的证件与簿册所载不符，便贬为奴隶。
为了方便管理，明朝将安南境内的直辖区域统一归属于升龙城管理，将之称为升龙特别行政区，其最高行政长官称之为总督。升龙特别行政区内共计一府五县，升龙府境内设一升龙卫，另外五县则分别设立一个千户所。
升龙特别行政区之上没有省级机构，而是直接归中央管理。簿册编制完毕后，即抄成一式三份，一份黄色封面的交到中央户部，其余两份封面为青色，分别交给总督府及各港保存。每十年更新田丁的数目。
除去升龙特别行政区外，从法理上讲，安南其他的区域则由包括陈天平在内的有邑贵族自行管理。不过，朱棣却模仿了欧洲的模式，通过宗教手段来影响封建采邑制度下的百姓。
现在是永乐五年，不信仰国教的无信者需缴纳信仰税一贯。对于社会最底层的百姓来说，一贯已经是很大一笔钱了。在经济压力下，底层百姓毫无疑问会非常乐意信仰国教。在安南，这种事自然是特事特办。第一步自然是规定设立各种符合国教教义的神坛、庙、观、寺，依时进行拜祭。
由于国教的核心基础是祖先崇拜，想要成为信徒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只要信仰一个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灵或是古代的名人既可。对于这一点，安南人倒是不存在文化上的疏离感——比如说安南胡朝的缔造者胡一元便自称是帝舜的后裔。
佛教对安南的影响较大，但安南人同样也有着深厚的祖先崇拜的基础。也就是说，只要某甲声称自己的祖先是某某名人，那么此人便可算作是信徒，于是可以免交每年至少一贯的信仰税。
当然，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限制的。比如说不能随便自称是帝舜的后裔；不能自称是前朝某位皇帝的后裔；该先祖必须是中国人——这条规定的限制在于：先祖要么生活在先秦至唐朝之间那段安南尚未独立的时期，要么就是安南独立时期从中国内地迁移过去的。
朱棣并不认为“必须先祖是名人才能免除信仰税”的规定太过严苛，因为假造族谱这种事情很容易，而且他也根本没打算严格审查族谱的真假。只要安南人认一位先秦至唐朝期间的名人为先祖，或者说认一位内地的名人为先祖，管他是否属实呢？谎话重复一百遍就会成为真话。而祭祀先祖是每年都需要做的事情。当安南人每年祭祀时都将某位中国名人当成自己的祖先来崇拜，在这种长期的自我暗示下，将来他们便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确实是此人的子孙后代——既然大家都是中国人的后代，那么独立思想就会逐渐消失吧？
除了信仰税这个手段外，朱棣还在安南建立了若干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