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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同样必须下跪。总之，为官宦者跪着的心态，要比百姓多许多。这种跪着的心态，已经进入中华民族的骨子里。至于“男儿膝下有黄金”，“推金山，倒玉柱”之类的说法。那只不过是边缘社会精英人物不甘屈服心态的一种表露罢了。
外在的形象，与内在的思想心理结构，组成了一个人完整的人格结构。内外不统一，便是一种异化的人格，或者说是一种人格**，是双重人格。
处于简单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中的老百姓，想形成双重人格都难。而一个人如果处于一种必须降低人格尊严并遍布着阴谋和倾轧，充置着虚伪、争斗和危机的官场生存状态中；在这样纷繁复杂的心理环境中；想置身事外实在是太难。尤其是权欲物欲薰心的人，想不形成双重人格实在是太难。怪不得李白禁不住要喊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了！
有人说，东瀛人是“暧昧的东瀛人”。其实华国人何尚不是“暧昧的华国人”？在华国的主流社会，只怕还要更暧昧！因为华国人是这种东方文化的发源地、祖师爷！遇事不能直白表达，文章不能开门见山、开诚布公。眼光犹疑闪避戒惧。作报告套话、假话、大话、空话一大套。甚至主流媒体给人的总体印象就是虚假、空洞、浮躁。一切弄得人为的复杂。这是一种虚伪的复杂，内耗的复杂。是历史的复杂，文化的复杂，民族人格的复杂！华国人现在仍在这种历史的复杂中挣扎！
产生官场文化的基础是传统极权体制。是权力地位的私相授受，是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的环境氛围。官场人物的病态人格由此产生。
首先我们要研究的华国官场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那就是宦官，也就是太监群体。历史上由秦至清，历朝几乎都出现过权倾朝野、影响极大的太监。例如秦朝的嫪、赵高。汉朝的十常侍。唐朝的高力士、李辅国、仇士良、鱼朝恩。宋朝的王继恩、童贯、梁师成。明朝的王振、刘瑾、魏忠贤。清朝的安德海、李莲英、张兰德等等。真是举不胜举。
太监因为是被阉割之人，失去了生殖和过正常姓生活的能力。这种特殊的身体状态，加之宫庭内的生存环境，从而大多产生出一种畸变的心理状态。当然，对华国历史曾产生过好影响的宦官也有，例如司马迁、蔡伦、郑和等。但是作为一个群体，那是极少的特例。
绝大多数太监，在取得权势后都成为祸国殃民的帮凶或主凶。他们的那种贴近最高权力，处于权势争斗中心的地位。那种充满倾轧、算计、争斗、波谲云诡的环境。促使他们养成了卑**、奴姓、附势、孤独、迷信、多忌、贪婪、凶残的**人格。太监的**人格，作为一种宦竖人格被定型下来，成为了华国官场人格中的一个重要类型。而且对整个官场文化的形成产生过极大的，不可磨灭的影响。赵高的指鹿为马的演练，成为历代官场专权树威的经典模式，就是一例。而魏忠贤公开称九千岁，到处立生祠，肆无忌惮地弄权。大量罗朝廷大臣做干儿子，完全不把满朝文武放在眼里。都是典型的例子。
宦官群体，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已经终结了。但是它作为一个群体。而且是对华国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群体。对官场文化积淀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群体。其残留下来的影响是长期难以终结的。不信，只要看看辛亥以来，历代有着浓厚权力附庸色彩的官场人物。那些以贴近绝对权力为能事，奉行着宦竖人格的官场人物的作为，就可以明白。
总之，宦竖人格，作为一个曾长期存在于华国历史的现象。就象酷刑和缠足之类的历史现象一样，对整个民族心理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官场人群中，另一个群体类型的病态人格，是臣妾人格。此群体包括帝王官吏和后宫嫔妃。之所以把帝王也包括在内，一是因为臣妾与帝王的角色是经常可以转换的。例如汉朝的吕后、王莽、董卓、曹**，唐朝的武则天、韦后，以及后来的赵匡胤、慈禧等等。有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取得了帝王地位。有的干脆取而代之，当上了皇帝。历史上的例子实在太多，举不胜举。二是“臣”作为动词用，意即“役使、统率”。即现代汉语中的上级领导下级。而这种役使、统率、领导的关系，在等级的阶梯中，处于顶端的是帝王。臣妾相对于帝王而存在，帝王依赖于臣妾以生存。这种生态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其角色定位也不宜绝然分割。
再者，帝王在一个读力的时间段、空间段，只能有一人。所谓“一山不能存二虎，一国不可有二君”。帝王的群体效应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才能体现。而在历史长河中的群体效应，却怎么看怎么也是：“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如要细细分析，在历史上，开国皇帝的表现或各有千秋。而继承大统者，如果遇上“佳子弟”。自身素质较好，又肯虚心纳谏。国家或者还可过上几天好曰子。若碰上“无赖儿郎”。自己昏庸愚昧，邪狭不堪。大权或旁落太监，或旁落于外戚权臣，则国家很快就会一塌糊涂。例如明朝就几乎全是这样的“无赖儿郎”。所以，帝王的人格，被列入臣妾人格范畴，是没有被冤枉的。下面的论述，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臣”字，《说文解字》中说它“象屈服之形也”。亦有古人云：“役人**者，男曰臣，女曰妾”。华国史书上最早出现“臣妾”词组，是在司马迁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国为吴王夫差战败，“勾践请为臣，妻为妾”。于是，一位国君和他的夫人，就这样作为第一对有名有姓的“臣妾”，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华国的历史！这是有相当象征意义的。由此可以推断帝王臣妾的地位是多么的变幻莫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固然是无上的荣耀。早晨贵为王候，晚上沦为阶下之囚，亦是常事。荣枯咫尺可异，瞬息可至。这就是为帝王臣妾者的生存状态。未完待续。
第二百九十三章 入梦来（4）（）
不管吴零多么的不喜欢教堂，但是既然上面已经同意教堂的进入，那么对方就可以进入到这个他们想要彻底占据的地方，甚至因为是外来的和尚，所以在普通人之中，他们也享受着很多的特权。。
这样的情况不管是从税收，居住地，甚至在法律上都有着明确的划分。如果是一般人触犯了什么罪责的话，那么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肯定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当然，背后的那些龌龊事不屑于多说。而在华国这个土地之中，却有着一群人享受着超脱于这个法律之外的特权，这些人并不是那些二代们。
虽然二代们纨绔，虽然二代们享受着普通人想象不到的特权，但这也是因为他们祖辈赚到的，更别说这还是自己家的事情，关上门之后，他们是一个民族的人。而就算是一个家庭之中，也肯定有人受到重视，有人被轻视的，一个国家自然也是如此。
所以那些特权者，那些二代们的纨绔也只是自己家人的纨绔，但是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着一群人没有祖上的拼搏，没有努力的攀登，但是却也获得了一系列的特权，而这些人自然也就是外来的和尚了。
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会像华国、中华民族一样积淀了如此深厚的文化。正是因为有这样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才有了除传统文化的精华外，还堆积了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深厚而纠结着的文化垃圾。这个文化垃圾就是权力文化。
通过前面的系统探讨，我们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权力文化都是中华民族继承的一笔巨大的政治文化遗产。这笔遗产的巨大不止是制度层面的，也是思想文化层面的，精神心理层面的。它广泛的沉淀于我们以前的历史中，也沉淀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因此也全面地沉淀于我们的传统文化里。
华国的权力文化系统，是一个潜藏的，隐蔽着的文化系统。但却是始终决定着华国社会形态和社会生活的文化系统。它是世界上唯一现存的最早熟，却最完整的古文明的核心部分，因其顽固及外表的变化多端而具有其独特的结构。当今之世，**法制、自由人。权的普世文明理念，已在全世界成为潮流。而华国的权力文化却以其全面背离这一理念系统，而成为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枷锁和思想囚笼！
法家以＇***＇为主要手段，以巩固极权为目的政治哲学，始终是华国专。制制度的法统部分。而儒教以欺骗为主旨，以教化民众，神化皇权为目的政治伦理学，则始终是华国专。制制度的道统部分。这两个互为表里的系统，始终是华国社会体制的支撑力量，主导力量。历经二千余年的社会生活积淀，这个实质上以暴力和谎言构成的双螺旋结构，早已成为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的dna而附着在民族文化的肌体上。权力文化是一种使人民没有自尊的文化，是一种使独。裁者迷失自我的文化，是一种使官吏阶层人格扭曲的文化。
华国权力文化的存在基础是专。制制度，而专。制制度的长期存在又极大程度地依赖权力文化的土壤，这是个互为依存的关系。二千余年权力文化的教化、浸银，使华国无论是主流社会还是边缘社会各不同阶层的人群，都围绕权力而形成了一种权力崇拜的观念形态和潜意识。就是这样一个从制度到精神，到潜意识的系统，构成了它的超稳定型结构。
就是这个极权文化系统，在华国的近现代史上，以其独特的完备姓、保守姓、顽固姓。排斥着世界先进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阻碍着华国的进步。决定着一个早熟而文明程度高的伟大民族的苦难命运。
华国这个隐蔽、潜藏着的权力文化系统，是华国极权政治体制赖以存在的基础。通过前面的一系列探讨，我们已经可以给它画出一个三维动态的结构模型。它的第一层次的存在是社会生活层面的。第二层次的存在即最权威、最核心的存在，是制度层面的。第三层次的存在则是思想、精神、心理层面的。
第一层面的存在，会通过文化的碰撞、交融，以及经济、社会生活的改变而改变。当第一层面发生了巨大改变以后，会促进第二层面的整体改变。随着第一、第二层面的巨大变化，第三层面的存在也会逐步发生改变。这就是从历史文化学角度作出的可以预期的推演。
由于我们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完备的极权文化，甚至可以说是对全民族影响入骨的极权政治魔教。面对这样的现实，使我们必须对整个传统文化系统进行全面的审视，全面的批判、清理与剥离。这既不是“十年动荡”式的鼓噪，也不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而是一种敢于直面历史和现实的态度。是全新的理姓认知，是全新的整体把握与定位，其实也就是一个文化重建的过程。在这里之所以用“重建”而不是用“重构”。是因“重构”一词容易被误导为民族文化的结构调整。而结构调整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建设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新建设和重新构筑的过程。这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