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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华夏商报的关系，华夏社与京城的很多书铺都有联系，经过粗略的统计发现，图书市场上最流行的书包括通俗文艺作品，也就是所谓的、戏曲，如水浒传、西厢记等。
还有通俗实用读物，即通书、农书、尺牍、旅行指南等，如陶朱公致富奇书、客商一览醒迷等，尤以商人用书为最多，想来是商业发达，商人也有钱购买的缘故。
当然，在北京的图书市场中，最好卖，最为紧俏的，还是时文选本，这里的时文说的八股文，往往搜集以前中式的科举应试文字，加以选择乃至评点，再印刷出版，其中又以点评者的名气最为重要，若是名人点选，往往好卖，而这个点选者也有特别的名号，叫“操选政”。
通常来说，明代的图书市场上还没有版权的说法，不过行规是不能一模一样地抄袭，还有就是印售新近的作品，也需要征得著者的同意。
活字印刷强在时效性，以及少量印刷的成本，与雕版相比，雕版在印刷经典书籍以后，可以长期存留，随时加印，成本未必更高，印刷质量也更好。
李彦要用活字印刷，就必须充分发挥活字的优势，而避免印刷质量上的劣势，所以李彦在分析比较后决定，华夏社不印书籍，仍然印与报纸类似的，定期发行的，这次是期刊。
在期刊的选择上，李彦计划出一本通俗文艺类的，也就是戏曲期刊；一本时文选本类的，都是一月一册。
两本期刊，一本叫华夏与戏曲，既然是通俗文艺，这个名字也确实通俗，时文选本的刊名也很通俗，华夏文学。
李彦原本想将华夏文学叫作“十日谈”一类的，他对这本时文杂志抱有更大的期望，因为所谓的时文，所谓的制艺和策论，涉及到的往往是治国的理论和方略，如果利用得好了，这其实就是一本政经类期刊，未尝不会讽喻时政。
正是因为如此，李彦想了想还是决定至少从包装上弱化其政治特征，让它看上去只是一本“文学”期刊，而实质上能走多远，就要看政治环境了，李彦的原则是能做的事情就要去做，他不怕死，反正已经死过一次，但也绝对不会去找死。
华夏商报提前刊登了两本期刊的征稿启事，而且将这两本期刊包装成华夏商报的副刊，立刻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与华夏商报的用稿不同，期刊的用稿会给付稿酬，华夏社也声称，在著者保证他们独家用稿权的情况下，未来华夏商报也会考虑给付稿酬，同期有一篇文章就此进行讨论，正式提出版权的说法。
版权属于一种全新的提法，虽然在有些领域，譬如书商聘请一些书生撰写书稿，然后给钱，或者书商会直接购买书稿，这都可以称为稿酬，但提到版权的还不多。
就算是书商提供的稿酬，也是相当微薄，除非是很有名气的名作家，譬如冯梦龙、李渔之流，当然前者喜欢自己的书自己印，后者也基本是朝这个方向发展。
依靠华夏商报的影响力，以及京城的文化底蕴，华夏社很快收到很多来访者和来稿，加上李彦亲自写的一些文章，华夏与戏曲首先付印，并通过华夏商报的发行渠道，推向各地。
相较于其它的印本，华夏与戏曲的特点在于类型丰富，基本上包括从一两句话的幽默笑话开始，到小、短篇，再到中长篇连载，各种篇幅都有。
其中又以连载最为新颖，并引起很大的轰动，轰动的原因自然不是因为连载只有一部分，而是这则据说是长篇的内容，似乎有讽刺读书人的意思。
这篇的内容，其实是李彦参考儒林外史，自编自写的一则长篇，书名也叫儒林外史，有些内容甚至还会有些雷同。
李彦并不是想讽刺什么，中的有些事甚至多是包有才曾经听说过的，他只想通过这篇，来提醒大家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是否读了儒家的书就够了？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是不是儒家都说到了，而且说对了？
而在随后面世的华夏文学创刊号中，李彦谈到自己的创作初衷，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支持实学，并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实学的作用，投身到实学之中，以实学“强我大明”！，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om，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
第107章 京城发展（）
李彦通过华夏文学鼓吹实学，又担心被人攻击，不过他很快发现，明代的文人对经世致用的实学并不排斥，屯田御史左光斗在拜访时，甚至细细询问了风力水车的情况。
因为华夏商报的畅销和影响，李彦早就是名声在外，进京以后有不少人前来拜访或送帖子发出邀请，其中不乏左光斗这样的四品以上的大官。
李彦曾在报纸上鼓吹水田改良，左光斗对他很有好感，不过此人性格过于刚直，对于华夏商报后来采取类似于中立的态度很不满意：“君子当明辨是非，而坚守之！岂可如墙头草一般，左右摇摆？”
这话虽然刺耳，李彦也没有太在意，笑着拱了拱手：“左大人所言甚是，不过李某也知道一句话，真理越辩越明，故而华夏商报不惧争鸣，是非曲折，自有公论。”
“真理越辩越明？”左光斗拧着眉头，沉声道：“话虽有理，但小人不可理喻，辩也无益。”
左光斗的话语中，表现出对小人的强烈厌憎，以及势不两立的决绝，李彦坐在他对面，也不禁感到有些自惭形秽，也幸亏没做什么亏心事，不然定要坐立不安。
“是，君子当弘扬正气，不过，有时也要考虑结果，毕竟好心办坏事，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一件事并不会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就一定会有好的效果，”李彦想了想，试图与左光斗解释自己这么做的原因，总不能用道德来评判。
何况，就算东林党自诩正气凛然，在未来还是引起很大争议，君子小人之分，有时候或许真的很难说。
只不过就好像李彦很难接受左光斗的观点，左光斗也拒绝接受李彦的说法，依然坚持他的观点，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虽然认识的杨涟、魏大中等人的身上，就好像经常在网络上发生的那些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
李彦稍作试探便放弃了说服左光斗，毕竟交浅言深，何况对方来访是因为他的名气，而未必有多看重他。
在京城，李彦认识了许多后世耳熟能详的大人物，短短时日便有多位官员、文人、国子监的学生、士绅显贵或拜访、或邀请，让李彦不堪其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索性带上家丁，在北京的大街上游荡。
北京的街头与天津相比，显得更加热闹，旗幡招展，店肆林立，街道更宽，可行人也更多，各种声音交杂在一起，沸反盈天。
仔细算来，李彦来到明朝已经四个多月，做的事情不少，但也不多，真正拿得出手的也就是弹子锁和华夏社，其它如风车、车床、轴承等都没有弄出规模，其中固然有技术上的原因，也因为天津这个市场太小，不过十几万人，很多东西都发挥不上作用。
虽然说天津地处漕运的要枢，运河上来往的商人很多，不过比起临清、北京又差了许多，前者是运河与华北的枢纽，南方的商品多在临清上岸，继而辐射华北市场，再往北的话，又多是直接送到北京，天津的作用更多体现在官方的漕运上，特别是为了支持辽东战场，筹集粮饷器具。
在这个交通尚不方便的时代，本地市场显得尤为重要，虽说成功的商人可以将生意做到全国各地，李彦的人手显然不够，缺乏这样的人才。
李彦一路行来，一路琢磨着在北京的发展，弹子锁的潜力已尽，发展空间也不大，出版业虽然能名利双收，不过风险也大，很容易招来非议，得步步小心，必须得发展一种常规的产业才好。
上次与商人们接触，李彦知道这时代赚钱最多的，还是那些常见的商品，譬如布匹、丝绸、粮食等等，无它，就是量多而已。只不过这些行业也是开发得最为充分，李彦没那个实力，也没那个手段现在插足。
李彦看着那些生意很是不错的米行、布店、油坊，渐渐有了想法，他来这里不是单纯为了钱，既然无法直接进入这些行业，那就从周边着手好了。
记得有则管理案例，说当年美国西部“淘金热”，结果很多人去淘金，真正发财的却是那些做淘金者生意的。
米粮、布匹这些生意都有人在做，李彦来做也不会与别人不同，但他可以做周边，譬如加工粮食、布匹的工具、机器。
李彦发现自己过去执着于机床，还是眼界不够开阔，直到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看到那么些店铺，才知道走了弯路。
要了解这个时代加工粮食，以及纺织的工具并不困难，包有才能够搜集到很多有用的资料，而且凭借着华夏商报与商人的关系，李彦甚至能去现场，或者弄来实物进行研究。
通常来说，所谓的稻米加工无非就是舂，用人力，也有极少用水力的，面粉的加工是石磨，都只能说是简单的工具。
对于这两种工具，李彦最先想到的就是利用水力，北京与天津不同，周围有不少的山，利用水的落差，建几个水车应该不是问题。
因为有丰富的风车制造经验，造水车对于华夏工场的木匠来说，并不是问题，关键就是水轮的设计而已。
不过受到水力资源的限制，水车的使用范围就会受到限制，未必能够广泛推开。
倒是看到这个时代的榨油机后，李彦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
这个时代的榨油机基本都是锲式的，也就是在大树干的中间掏一个漏斗式的空穴，用孔洞引出来，在里面放上蒸煮过的油料，然后用锲子打进去，压榨出油。
榨油的方式就是用悬吊的木柱，不停撞击锲子，使锲子压榨油料，从而出油。
李彦对后世的榨油机了解不多，不过他知道肯定不是撞击式的，这种方式太不合理，后世在使用压榨时，通常是采用螺旋挤进式。
李彦不知道这个螺旋式是不是一定好用，他决定做出来看看再说，如果成功的话，不管是用来开油坊榨油，还是卖榨油机，都会是桩大生意。
至于纺织工具一类的，就更常见了，虽说北方不比南方，不过要找一架纺纱车或织布机也不是难事，毕竟山东与河间府一带就生产棉花。
看到那种手摇式的纺纱车，李彦的第一想法就是将纺纱轮直立起来，并且改成纺锤，如果弄好了的话，那就是珍妮纺纱车了。
在李彦的印象中，近代产业革命最初都与纺织业有关，珍妮纺纱车、飞梭、水力织布机，直到蒸汽机。
想到这些，李彦不禁非常兴奋，如果真的能将这些东西做出来的话，那对生产力的促进，对大明乃至整个世界和历史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怀着激动的心情，李彦连忙从天津抽调人手和工具，他要开创新的纪元。
通政司周围的街巷中，有不少提塘报房，他们往常的活计就是等着六科发出邸报，抄写后送往各地。通常来说，每个省直以及北直隶的州府都会在京城设提塘抄送。
除了这些官方的提塘，还有一些民间的报房，他们都是靠着抄送邸报赚钱，京城有很多想看邸报但有没法从六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