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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有这种奇遇，纯朴的政治氛围显然功不可没。
拓跋鲜卑虽然兴起的时间很长，但真正形成正式完善的政治框架，不过从拓跋珪时代刚刚起步，是名符其实的小白，又因出身塞外的游牧民族，他们在打完参合陂之战，并成功进入中原，兴奋之余，忧虑也是很严重的，担心自身实力不够强大，会被中原强国吞没，因此每一步都走得极为谨慎。
在这种强烈危机感的熏染下，北魏国民普遍都充满干劲，文武官员们因为初出茅庐，初尝政权建设，也都激情十足，国家元首更是身体力行，决意把既有的成绩保持下去，因为本身没啥经验，所以对人才极为重视，但凡哪个人有治国之才，一定寄予完全彻底的信任，让人才散发出他们最为亮丽的光彩。
这种新兴的干净纯粹的政治模式，显然不存在政治积弊，尤其像晋王朝的那些毛病是不存在的，朝野上下一片欣欣向荣之相。
特殊的国情决定特殊的国运，拓跋鲜卑这一路走来，有着其他任何种族和政权都无法企及的机遇和坎坷，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机会、挫折、欢声、悲泣，造就了强大的北魏。
当然这都是很抽象的东西，具体一点，北魏近些年的发展路径，最能说明问题，从偏居塞外，到一朝攻入中原，其成就远胜同时期的北方政权，伴随而来的压力也更大，因为他们心里没有底，另外北方的柔然和胡夏就已经伸出魔爪，所以拓跋嗣一门心思发展壮大自身，以图稳中求进。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北魏政治渐趋成熟，其他政权出现的问题也在他们这时生根萌芽。危机意识的出现是有条件的，当北魏国民意识到已脱离了危险，甚至已经到达他们心中极高的高度，危机意识也就自然淡化了，而一旦放纵起来，也同样比其他政权“优秀”，终于葬送了数代的基业。
先前的拓跋珪已经把这一问题展现得清楚明白，从刚开始的励精图治到后来的昏庸无道，正是因为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朝政逐步稳定成熟。
个人与集体关系比较微妙，拓跋珪身居最高位，受权力和政治腐蚀也最严重，但国内其他人并没有他那么乐观，因为北魏上下并未因此丧失进一步发展的契机。
后来拓跋珪被刺，从他个人角度来看，当然是大不幸，但从北魏的长远发展来说，除掉昏君则是天大的幸事。
这世上没有常住民，大家都只是过客而已，区别只在于停留时间的长短，北魏同样也不可能万古长青，无法摆脱衰盛衰的循环，拓跋珪的遭遇已是前车之鉴，足以让后人警醒，可惜人虽是活的，循环却是死的，事到临头，没人能逆天改命。
这已是后话了，很后。
此时的北魏仍在拓跋嗣的掌控之中，但他药毒在身，生命已不长久，尤其接下来发生的事，更使其健康状况恶化得厉害，最终丢掉性命。
这件事却又非做不可，那就是南征。
此时中国境内虽然政权很多，但实力旗鼓相当的两个大国：北魏和刘宋，他们才是左右天下格局的关键。
拓跋嗣早就想对南方动武，可是胡夏和柔然，一直在后方捣乱，而刘裕带兵打仗也确实很一套，北魏南征的条件并不成熟——直到422年，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
胡夏的赫连勃勃其实一早就放弃了远大理想，但求稳坐关中，不再对外扩张，拓跋嗣看在眼里，渐渐也不再心存忌惮。
柔然汗国倒是不时南下挑衅，但拓跋嗣在后秦覆灭之初，便已派重兵北伐，柔然大军对拓跋嗣闻之色变，短期内根本无力侵犯。
至于刘裕，被病痛折磨多年之后，终于走到了人生尽头。
称帝之初，刘裕已预感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堪忧，所以趁着自己还中用时候，竭力培养儿子们，并把一批心腹重臣提拔起来，作为儿子的辅佐。
徐羡之、傅亮、谢晦、王弘、檀道济、蔡廊、郑鲜之等人，都是刘裕集团的核心成员，也都身居高位，掌管刘宋王朝的权力中枢。
刘道怜作为刘裕同父异母的弟弟，出任丞相，掌管朝政大权，对于刘裕来说，本该是最好的结果，可惜他烂泥扶不上墙，除了胡吃海塞就是贪污腐败，根本没有半点才华。
太后萧文寿还心存不甘，对刘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能让刘道怜出任关键职务。
萧文寿是刘裕的后妈，是刘道怜的亲妈，但因为刘裕的亲妈死得早，所以和后妈的感情一直不错，和刘道怜，以及已逝的刘道规，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一起经历了人生前几十年的患难生活。有这层牵绊，刘裕也不好对刘道怜太苛刻，但考虑到国家的前程，终于不能对他委以重任。
也幸亏刘裕足够理智，若是真让刘道怜主政，刘宋的危机只怕更严重数倍。
422年3月，刘裕病情加重，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长沙王刘道怜，最高监察长徐羡之，政府副行政长官傅亮，领军将军谢晦，护军将军檀道济，四人同时进宫照顾医药。
文武官员请求向神灵祈祷，刘裕一向不信神怪，果断拒绝，只派高级咨询官谢方明，到祭庙把病情告知祖先。
此时几位大臣都知道刘裕命不久矣，继承人的问题显得成为迫切。
皇太子刘义符经常和一些奸佞小人厮混，谢晦悄悄告诉刘裕说：“陛下年事已高，当然想到把大业保存万世，神圣的皇帝宝座至关重要，绝不可交给没有才能的人。”
刘裕虽在病中，却也知谢晦的言外之意，而且对刘义符的作为早有耳闻，便问道：“庐陵王怎么样？”
谢晦说：“容我前去观察。”出宫后直接拜访刘义真，得到了盛情款待，但谢晦支吾其辞，不太高兴作答，很快就折回宫中，报告刘裕说：“品德低于才能，不是理想的人主。”
刘义真是刘裕最疼爱的儿子，听到谢晦这么说，刘裕不太高兴，但自己时日不多，恐怕已经不起更换储君这种大事的折腾，所以只好顺其自然，为了制衡刘义符，以防备其胡作非为，特别让刘义真出任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军区司令长官、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兼南豫州督导官。
又拖了两个月，刘裕已到了弥留之际，让人把刘义符叫到跟前，告诫他说：“檀道济虽有才干谋略，但并没有野心，不像他哥哥檀韶那么难以驾驭，你应该对他委以重任，徐羡之和傅亮，应该也没什么问题，谢晦多次随我出征作战，颇具随机应变的本事，如果将来有问题，也一定是他！”
刘义符哪里懂这些，只知道一味点头称是，刘裕接着口述让太监写下遗诏：“后世如果君王年幼，朝廷大事一律委托给宰相，后宫母后一律不得干政。”
这一条单独成文，可见刘裕对外戚的忌惮，考虑到东晋就毁在外戚之手，刘裕也确实有充分的理由加以限制。
徐羡之、傅亮、谢晦、檀道济，一同接受遗诏，辅佐新君。
5月21日，刘裕略有不甘地闭上两眼，享年60岁。
17岁的太子刘义符当天便继位，大赦天下，尊皇太后萧文寿为太皇太后，封太子妃司马茂英为皇后。司马茂英是司马德文的女儿海盐公主。
北魏太子也是十几岁的年纪，但两人的命运却大不相同，拓跋焘左右都名臣猛将，自幼也得到父亲的悉心教导，文武兼备，而刘义符年纪轻轻，便掌握重权，且没有节制，缺乏良臣的辅佐和引导，更和一帮溜须拍马的小人厮混在一起，才识和道德水准都与拓跋焘有不小的差距。
这样一位人物登上皇位，对于刘宋来说，当真是一大噩耗。
但当拓跋嗣听说了南方的变化，顿时喜出望外，等候多年的时刻终于到了。
下一章：第一次正式的南北大战爆发，南北朝的格局渐渐展开。
（本章完）
第333章 北魏南征（）
刘裕自从取代东晋，另立新的政权，为了营造更加稳定的国内环境，便临时与北魏达成和解。拓跋嗣倒也乐得这种局面，所以在刘宋建立之初，双方使节往来不断。
可是当刘裕的死讯传开，拓跋嗣内心深处的野兽立刻蠢蠢欲动起来。
刘宋的殿中将军沈范奉命出使北魏，刚好到了离开的时候，刘裕死讯传来，拓跋嗣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对刘宋动武，于是派骑兵把沈范追了回来，加以囚禁，正式向刘宋宣战。
决定做好了，但具体行动仍需好好盘算，拓跋嗣的意思是想夺取黄河南岸的洛阳、虎牢、滑台三座城池，然后再步步南下。
白马公崔浩劝他说：“陛下不认为刘裕是个暴发户，接纳他派遣的进贡使臣，而刘裕对陛下也十分恭敬，不幸他现在去世，而我们趁其大丧，出兵讨伐，即使得手，也不是美事。
何况以今天国家的实力，不可能一举平定江南，只落得个伐丧的恶名，我内心认为陛下不应该这么做。
我的意思是派人前往吊丧，慰问孤儿寡妇，同情他们的灾难，让我们的仁义名声传播天下，长江以南将会不攻自服。
何况刘裕刚刚去世，党羽还很团结，大军一旦压境，他们一定同心合力抵抗，我们未必能成功，不如稍稍延缓，等到他们权臣之间争权内斗，变化和灾难定会发生，然后再派将领出征，士卒可以不费辛劳就收取淮北土地。”
拓跋嗣不以为然地说：“刘裕利用姚兴之死的危机，灭掉秦国，我为什么不能利用刘裕之死的危机灭掉宋国？”
崔浩说：“不然，姚兴死后，儿子们拼命内斗，才有了刘裕的可乘之机，现在江南没有半点风吹草动，我们能利用什么？”
拓跋嗣执意不肯接受，加授最高监察长奚斤：假节、兼晋兵大将军、代理建康京畿卫戍总司令，率领宋兵将军、交州督导官周己，以及吴兵将军、广州督导官公孙表，向刘宋发起进攻。
大军将要出发，高级将领们在监国拓跋焘跟前举行了军事会议，讨论应该先攻城还是先略地。
以奚斤为首的鲜卑官员都主张先攻城，崔浩这个深处异族包围的汉族小伙，打定主意和鲜卑人死磕到底，反驳说：“南方人擅长守城，从前苻家进攻襄阳，一年有余都未能攻克，现在用大军攻小城，如果不能马上攻克，势将损伤兵力，敌人气势正盛，可以慢慢增援，我们却陷于疲惫，这是极危险的办法，不如分派出军队，夺取土地，以淮河为界，委派郡县长，征收田赋租金，把洛阳、滑台和虎牢，隔在我们大军后方，他们对南方的救兵已绝望，一定沿黄河向东撤退，否则就成了我们兽园里的战利品，何必担心没有斩获。”
说得合情合理，但此时朝中几乎所有人都支持攻城优先，拓跋嗣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北魏南征军终于选择先攻城池。
崔浩早在刘裕讨伐后秦时就已展现出自己的大才，对战场形势和大局的预测分毫不差，深受拓跋嗣的信任，当然就免不了遭受鲜卑贵族的忌恨。
北魏毕竟是个鲜卑政权，崔浩这个汉人偏偏那么受重用，无论哪个鲜卑大臣都觉心里不爽。
偏偏崔浩不但才华出众，长相也是惊艳四方，皮肤白皙，五官端正，是个名符其实的美男子，更让那些五大三粗的鲜卑汉子心生怨恨。
拓跋嗣固然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