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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中富豪、小富豪不在我们的清洗之列。”黄涉笑道，“田产宅院只要价格足够便宜，而前线又捷报频传，那肯定有人买，如此一来，我们又能换取大量的金银绢帛。另外，北京大名府要清洗一遍，我们要撤离了。南京应天府也是一样，该撤走的马上撤走，免得便宜了金贼和东南那帮逆贼。”
皇帝气得要吐血了。这就是一帮强盗，穷凶极恶的强盗。
“陛下，相比大宋国祚来说，这点代价算什么？”李纲善意地提醒道，“如果我们在河北打了败仗，金军一泄而下，占据了汴京，那这些财富就会被金贼掳掠而去。金贼有了这些钱财，实力会更强悍，而大宋国祚就更危险了。”
皇帝也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但汴京是他的家，让他洗劫自己的家，毁灭自己的家，他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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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帐内非常安静，大家都在等待皇帝的最后决策。
皇帝慢慢也想通了，他现在一无所有，当务之急是利用李虎的武力守住半壁江山，等到朝廷在西北站住脚了，确立了中土三分的鼎立局面，他才有机会拉拢西北将门和关洛士人，一步步建立自己的实力，然后才能与李虎抗衡，才有吞噬李虎的机会，否则，一切都是空想。
你李虎利用我来夺取大宋国祚，我何尝不是利用你来保住我的江山？
“朕同意诸位爱卿的奏议。”皇帝冷静下来，叫李纲拟写奏章。
接着，皇帝依照几位大臣的奏议，拜封中枢。
汉王李虎为太师、同平章军国事、天下兵马大元帅，总领三省，宰序臣上，事无不统。
拜李纲为宰相兼门下侍郎，黄涉为副相兼中书侍郎，柴云为中书侍郎，王寓为尚书左丞，李宗振为尚书右丞。
拜董小丑为知枢密院事，刘延庆为同知枢密院事，罗青汉为签书枢密院事，折可求为同签书枢密院事。
上述十位中枢大臣成为大宋最高决策者。
李虎总揆军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权独揽。
李虎第一个奏议就是提高武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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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武人最高军职是殿前都指挥，也就是所谓的殿帅。（枢密院虽然主管军事，但枢密院的长官属于文官一系，一般叫内职。）
殿帅是从二品，和签书枢密院事一个品级，和武人最高勋职节度使也是一个品级。
我们以三衙为例。三衙各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候，其中殿前都指挥使为从二品，副都指挥使为正四品，而侍卫马、步两司的都指挥使和副都指挥使仅为正五品，三衙的都虞候仅为从五品。
中央卫戍军除了殿帅，侍卫亲军的正副长官仅为正五品，这个品级的确太低了。
正将在系将军里是率臣，算是统兵主帅了，但这个军职的品级也就是从七品，低得离谱了。
在地方上，大府的都总管、普通州、军的兵马钤辖一般都是从五品，而县一级的都监也就是从七品。
由此可以知道，大宋军职，只有一个从二品，一个正四品，两个正五品，然后剩下的就是从五品了。一般来说，做到从五品的军职就算到头了，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再也没有升迁机会，因为上面没有位置了。
当然了，如果你战功卓著，可以得到勋职或者散官，比如诸卫将军、上将军、节度使，而节度使就是武人最高勋职了，从二品，但这是凤毛麟角，当今天下有多少武人能获得节度使的勋职？
大宋以文制武，军职上的品级设定是一种最明显的贬抑武将政治地位的手段。很多武人屡立战功，打了几十年的仗，最后不过是个九品小官，像韩世忠、张俊、吴玠兄弟这些人之所以能从行伍升起来，一个是因为时代的关系，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们背后有“伯乐”，西北将门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也需要提拔这些行伍出身的部下，所以他们才得以脱颖而出，但在金军入侵之前，他们的官职普遍较低。
比如韩世忠，在西北屡立战功，打了十几年的仗，三十多岁了，连个品阶都没捞上，直到征方腊的时候，他在最后一战中偷袭清溪洞，力擒方腊，立了大功，因此才升了个承节郎，那是个五十一阶次的从九品小官。（五十二阶次的承信郎，也是从九品，是入品的开始。）
可以想象一下，这种军职、品级制度对武人来说有多么的不公平，这种制度下的武人有多少积极性？有多少忠诚度？生存在这种极度不公平里的大宋将士又有多少战斗力？
李虎要修改这种不公平的制度，要大幅度提高武人的地位，要摧毁这种以文制武、贬抑武人的国策。
皇帝接受了，他不得不接受，他现在需要军队为他戍守江山，他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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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5章 牵一发而动全身（）
牵一发而动全身。
大宋贬抑武将政治地位的目的是为了贯彻实施重文轻武的国策。重文轻武的国策体现在兵制上，就是枢密院的掌兵制度，就是以文制武，用文臣来监督和制约武将。
如果武将的政治地位提高了，那么武将的权力随之增长，国策随之也要由“重文轻武”改为“文武并重”，而“文武并重”的国策势必影响到兵制，现行兵制随之就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也就是说，枢密院的掌兵制度要修改，要废弃“以文制武”这个贯穿整个兵制的基本策略。
皇帝迫不得已，答应提高武将的政治地位，他想当然地以为提高武将的品级影响不了根基，但接着他就发现，这是李虎设下的一个陷阱，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一个完全颠覆大宋根基的陷阱。他跳进了这个陷阱，然后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按照李虎的奏议，军职品级大幅提升，看上去很简单的一件事，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根本行不通。
大宋政治和军事制度的精髓所在就是“地方分权，中央集权，臣僚分权，皇帝集权”。这个基本国策深入政治和军事制度长达一百多年，造成大宋官制和兵制极其复杂，任何变革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使是提升军职品级这件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同样如此。
大宋军队，从军种来说，它有禁军、厢军、乡兵、蕃兵、土兵之分；从军队编制来说，有系将禁军和不系将禁军，这两者编制不一样；从军队组成来说，有单纯的禁军，有诸军种混合，比如折家军就包括上述五个军种；从军队体系来说，有中央禁军体系，有虎烈军这样的藩镇军队，还有契丹大王府、渤海大王府这样的蕃军；中央禁军体系也很复杂，有中央卫戍军，有边疆镇戍军，有戍守地方的军队。
中央禁军体系和大宋地方制度密切相连。军职品级的提升牵涉到了禁军体系，也必然牵涉到了地方行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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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的地方制度看上去是路、府州军和县三级，但事实上只有两级，“路”事实上不能做为一个行政级别。
大宋的“路”有安抚使路和转运使路之分，安抚使路是按军事部署来划分，转运使路是以财政需要来划分。安抚使路远比转运使路要多，在以安抚使为主的“路”上，帅司统领一路禁军。依常例，帅司长官还兼任本路大府的知府，而知府又兼任本府兵马都总管，统领本府厢军。同理，州一级的知州也兼任本州兵马钤辖，统领本州厢军。
路一级的安抚使，府州军一级的知府、知州，都是本地方的文职军事长官，武将只能做副职，但是，做为主掌地方军事的安抚使和主掌地方军政的知府、知州，他们的行政级别却非常混乱。
中央在军政两个体系都要“分权”，在军队更要“以文制武”，所以知府、知州虽然兼任地方军事长官，但在军政两个方面，他们都直接听命于中央，他们和“路”一级的“四司”府署没有直接隶属关系。同时，中央为了限制知府、知州的权力，设通判为副职，以通判来负责具体行政事务和监察州府，通判也直接听命于中央，这样一来，从理论上说，知府、知州算是临时性的差遣，不是常设官职，因此，知府、知州的具体行政级别，就由他们的寄禄官或散官阶来确定了，这一职务可以低为七品，也可以高为三品。
在此举个例子，比如苏东坡，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苏东坡贬官后起复，以正七品的朝奉郎知登州，而在哲宗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苏东坡则以正三品的龙图阁学士知杭州。
安抚使也是一样，依照大宋律，安抚使总一路兵政，以知州兼充，太中大夫以上者即可。太中大夫是从四品的文散官，也就是说，安抚使的品秩可以是从四品，也可以高达正二品。
安抚使是路一级的军事长官，知府、知州是府州一级的军政长官，这都是职官，按道理应该有具体的行政级别，但大宋为了“分权”，为了互相牵制，为了最大程度地削弱地方权力，硬是把具体的常设职官，变成了临时性的非常设职官，结果权力是集中到了中央，但弊端也非常严重。地方上机构臃肿职能重叠、行政效率低下，军队里也是一样，尤其它的指挥系统，更是混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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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军职品级的提升，牵扯面太大了，就大宋这种复杂的军政制度来说，无法操作。
李虎以当前形势的需要，以军队战斗力的需要，理所当然地提出改善武将的政治地位，要求重新设定武将的品秩，岂不料，这看似一个不经意的变革，却撬动了整个大宋体制。
皇帝醒悟过来了，李虎的目标其实不是提高武将的政治地位，而是以此为契机，实施变革，颠覆大宋体制，但他醒悟得太迟了，以他现在的处境和实力来说，他已经无力阻止李虎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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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和中枢大臣一致同意提高武将的政治地位，接下来，就是具体操作问题。
李虎拿出了第二个奏议，军政分离。
很显然，要想改变庞大的大宋体制，需要充足的条件和漫长的时间，而变革也要在不断的摸索、总结和完善中缓慢进行，目前临时朝廷没有这个条件，也没有这个时间，当务之急是生存，是马上奠定三分天下的基础，而要打下这个基础，需要军队，需要通过战争来赢取，因此，当前迫切需要提高武人的政治地位，凝聚武人的力量。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在当前条件下想出对策。
当前大宋分裂，中土陷入混乱，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而地方因为长期没有行政长官，没有军权和财权，基本上没有抵抗力，这从河北战场就能看得出来。年初金军入侵，因为河北禁军无力抵挡，黄河防线失守，金军一直杀到了汴京城下，河北四镇全部失陷。后来，中央虽然放权，允许河北各地募军抗金，但大宋体制的力量太强大了，所谓的放权也不过是权益变通之计，河北军民被腐朽的体制捆住了手脚，根本没办法抵御金军的攻击。
这种形势下，李虎要想在河北打一场胜仗，要想在黄河防线坚守更长的时间，要想尽快奠定三分天下的格局，必须发挥军队的全部力量，而要想达到这一目标，唯一的办法就是军政分离�